雷震组党不是为了取而代之，是为了有一个强有力的反对党制约国民党。他理解的反对党与政权的关系应该是：反对党不必实际掌握政权，却必须争取获得政权的可能，只有这样才能发挥督促政府进行改革的功效。这相对于后来直接参与选举、夺取政权的民进党而言，已经温和了很多。
但雷震及《自由中国》的存在，依然被国民党政府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早在1954年，蒋介石亲自下令开除雷震的党籍，并撤销其全部职务。1956年《自由中国》发布“祝寿专号”，借给蒋介石庆贺七十大寿为名，反对蒋介石三连任总统，并全面反思国民党政权统治之下台湾政治、经济、教育各个方面出现的弊病。这一期杂志在台湾社会掀起如潮反响，但也遭到了官方舆论的围剿和打压。以雷震为代表的岛内自由主义势力与当局的矛盾越演越烈。
1960年5月雷震发表了《我们为什么迫切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反对党》一文，主张台湾应该学习美国实行两党制。6月，他联合台湾本土人士高玉树、郭雨新、李万居等人筹组反对党“中国民主党”，草拟《中国民主党创立宣言草案(稿)》，宣布于9月底成立新党。9月4日，国民党针对雷震蓄谋已久的逮捕行动迅速展开，“雷震案”爆发，《自由中国》停刊，组党计划也就此搁浅。
“雷震案”不仅造成了“中国民主党”的夭折，也断送了大陆籍民主人士与台湾政治人物结合的机会。1958年，雷震在致胡适的信中提到：“在台湾搞反对党，可能流血，如先生出来，不仅可以消弭台湾人、内地人之隔阂，且可防止流血。”雷震的组党运动意味着：曾经的国民党内部自由派人士主动与台湾本土的政治精英结合组党，参与地方选举，这是跨越“本省人”与“外省人”界限的重要举措。(注：早期定居台湾的客家人与福建人自称“本省人”，以同战后来台的中国大陆移民“外省人”作区别。)
同时，雷震及其同伴也注意到台湾“本省人”对“外省人”的敌对情绪，如果反对党运动一味“将台湾人搞起来，大陆人将来是要受欺压的。”因此，来自大陆的政治精英和台湾本土势力应该联合起来，“不分台湾人和大陆人，一致合作经由和平的程序为民主自由法治而奋斗”。
随着“雷震案”的爆发，这些充满了政治预见性的主张都成为历史中的尘埃。今日的台湾，依旧上演着类似于“外省人”和“本省人”的蓝绿之争，而国民党的内斗属性也一如昨日，正像侠客岛写的：“洪秀柱7日晚在脸书上发了一帖，说观世音希望有能力的驴子陪唐僧去西天取经，但西天取经太累，驴子宁愿做安稳又安全的事，不善于负重的马才决定挺身而出。结果，虽然驴子没去取经，但走的路没比取经的马少，驼的重物也没较轻，只能蒙着眼睛绕着磨坊打转。
声明：本媒体部分图片、文章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025-847073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