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与钱颖一教授商榷
日前中国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经济学家钱颖一教授在财新网的访谈中，批评国内有将中长期的经济趋势问题混淆于短期波动问题的倾向，说中国养成了不好的习惯，就是经济一旦下行民间就催促政府出台财政、货币政策刺激经济以求“搭便车”。他质问道：“既然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怎么一到关键时刻，全都指望政府出台各种刺激政策呢?”他进而主张要回归市场，发挥企业自身的调节与创新能力，因为中国当前的问题不是短期经济周期的问题。
这篇访谈，笔者读后受益匪浅。处于中等收入阶段的中国，目前正面临着从先前的工业化逐渐走向“去工业化”的结构转型，面临着从劳动密集型、低附加值逐渐切换到资本与技术密集型、高附加值的产业升级，面临着从先前的双轨制渐进改革向市场单轨目标靠拢的深水区的制度改革，当这三个转换过程同时进行时，经济就特别容易出现不稳定，而此时的波动就往往不再是单纯的商业周期性的短期问题，而更多地是增长与发展中的中长期结构性调整的趋势问题。因此，笔者非常认同钱颖一批评那种将中长期的增长与发展的问题误认为短期波动问题的错误倾向。另外，笔者也非常赞同钱老师的呼吁，即中国要回归市场、坚持市场化、民营化方向的经济改革，要给企业更多的自由，而不是加重税收等负担，或是加强对市场准入及运营过程的管制。这个大方向在当前的国内形势下尤其值得强调，不能动摇。
然而， 笔者觉得钱颖一发言中也有值得斟酌与探讨之处，特别是他批评民间(包括一些学者)经常一面对经济减速压力就呼唤政府帮忙，敦促它立即出台财政与货币的刺激政策。这样的批评声音在中国国内学界颇为常见，比如许小年教授亦持此观点。笔者以为这种批评似有以偏概全的不妥之处，故不揣浅陋，撰文商榷，并同时阐述对其他相关问题的拙见，求教于各位方家。
回顾过去35年，当中国经济有下行压力的时候，常常也是某种结构性的制度或政策变成显性遏制增长的瓶颈约束。若正好同时还受到外生的短期负面冲击，这些冲击会让这种制度结构的遏制约束显得更加突出。此时，正因为民间或市场的自发力量已经无法绕行回避制度约束，处于非常无奈的境地，所以政府就必须应该采取行动，改革放松这些约束。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不能责怪此时此境下民间与学界对政府的“有为”的期待。按笔者的理解，北京大学教授林毅夫所提出的“有为政府”，其“有为”不仅包括伸出手去拯救市场失灵，还包括政府下定决心把不该管的手缩回来，把已经存在的不合理障碍扫走，简政放权， 降低市场交易费用，也就是将自己“瘦身”。后者同样需要官员的魄力、智慧、担当，所以不能将“有为政府”片面错误地理解为“干预市场，做大政府”。要达到钱老师说的向市场的回归，在中国当前的体制下，就必须要求政府是“有为”的。如果此时政府受到外界批评而畏手畏脚地不作为、怠政，那政府官员当然省事，可是经济就会卡住不动。
众所周知，真实商业周期理论中所说的经济波动是由外生全要素生产率的短期波动造成的，市场已经是处于帕累托最优的状态，所以该理论主张政府不作为。但对于当下的中国，正如钱老师讲的，经济的下行不是一种短期问题，所以“政府不干预不作为”就不再是符合经济效率的最优选择。那么该如何作为呢?政府此时有两种选择：要么对相关的制度政策进行“刮骨疗伤”式的深层次结构性改革，将最具遏制性的制度约束放松，要么采取短期的反周期宏观政策。我们知道，传统的教科书式的反周期刺激政策有时治标不治本，但因为不需或较少涉及人事制度改革及对跨区跨系统的利益进行卡尔多式的再分配，所以短期内容易执行，通常见效也快。如果反周期政策掌握得好，就可以起到止疼药和麻醉剂的效果，可以缓解深层次制度改革的切迫性和疼痛感，并为其营造更好一点的宏观就业和社会稳定的环境;但若掌握得不好，麻醉药的剂量过了，则非但可能会让政府产生麻痹思想，严重拖延了深层结构改革，而且甚至可能进一步恶化原来的结构性的病症。当整体经济面对很紧的下行压力时，尤其当其他相关国家也在同时经历衰退时 (比如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宏观刺激政策这剂药就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如何拿捏分寸，把握时机，如何执行的问题。IMF的何东博士认为，从理解中国的总负债与GDP之比的角度，要分析分子与分母，就必须在反周期政策与结构性政策之间掌握好平衡。当然，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但不能因噎废食，必须得做。而要提高做好的概率，就需要同时加强官方政策机构与民间独立智库的科研实力，包括在研究性大学中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基础性研究。尤其是相关研究领域的中国学者，不应该全都只“冷眼”批评而不积极给出有建设性的建议，否则就是逃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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