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强调的是，中国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与教科书中的发达国家的财政与货币政策是不同的。比如，颇为引人争议的是关于硬件基础设施投资的财政政策。一般而言，在那些硬件设施非常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这种投资是具有生产性的长期投资，所以它与基础设施齐全的发达国家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不太一样，更不是“挖洞填洞”式的浪费，这也正是林毅夫教授经常提到的“超越凯恩斯主义”的宏观政策。当然，这种财政政策对于现在的中国是否仍旧能发挥“超越凯恩斯”的效果，就取决于目前的硬件基础设施是否已经饱和，亦即这些公共投资的长期贴现的社会边际收益率是否已经等于或者低于社会边际成本，这是值得重点研究的问题，但毕竟是另外一个不同的问题，不能提前假设从一开始就是与发达国家一样是饱和的。
再说中国的货币政策。民间对它的呼唤常常是因为金融制度结构的扭曲。民间知道结构改革很难短期内实现，所以只好退而求其次，希望国家多发总量货币以期待能从“制度缝隙”中多漏出一些货币以满足自己的需要。中国货币政策本身也常常是内生的、被动的，比如以前较长一段时期内主要是为维持较低的固定汇率而在很大程度上被外汇占款主导了。如今随着人民币的升值、贸易顺差的下降以及外汇储备的减少，央行的货币政策主动性有所增强，但却依然是被扭曲的，主要因为央行不是像美国那样相对独立的。比如对应到国有商业银行，它们的有些贷款是定向到某些具体产业的，例如扶助“三农”，而且对存贷比的要求和监督执行的力度，以及征收的利率也都是歧视性的，所以表面上的货币政策，实质上执行的却是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的功能——笔者认为，这在西方发达国家几乎没听说过，在标准教科书中也是根本没有的，属于中国特色。正因为民间对于货币政策的这些特殊功能形成了预期，因此对货币政策的呼唤其实也是在对这些功能的呼唤与期盼。复旦大学的韦森教授认为，在目前世界各国普遍汇率贬值刺激出口的情势下，中国的央行就应该顶住舆论压力，进一步增发货币，调低市场利率，为国内企业的偿债减负，并为出口创造成本优势，以保全大批挣扎在生死线上的中国企业家。
最后，必须要说说增长目标的设定问题。如果政府将增长目标定得过高，那就容易内生地造成过度使用刺激性的宏观政策，进而导致经济中更大的扭曲和效率损失，这是清华大学白重恩教授的担心，非常有道理。根据凯恩斯的模型，这样的增长目标既使实现了，也不稳定，还会导致经济有通胀的压力，必须不断地采取刺激性的货币与财政政策，方才有可能将这种超过自然增长水平的状态维持更长的时间。但是如果政府将增长目标定得过低或者甚至不定目标，又会怎么样呢?这不仅将会导致经济短期内有通缩的压力，而且政府更容易有理由“不作为”，丧失了咬牙闯制度改革深水区的必要激励与压力。而剩下的制度改革，若中央政府自己不下大决心，就几乎不可能完成，长期以来比较有效的以维持高增长率而产生“倒逼式”改革的动力机制就可能瘫痪。所以，要把握好宏观政策的度，首先就需要设定比较合理的增长目标。据北大国发院黄益平教授的观察，目前很多中国的专家学者对未来五年的中国经济增长率的个人预测都介乎6%到7%之间，似乎差别不大。但是，笔者认为这些预测数值的本身可能已经包含了他们对预期政策反应的考虑，如果不考虑预期政策变化，这种预测值的方差可能会更大;而且由于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化以及不容乐观的当前世界经济形势，现在GDP增速每增加0.1%的难度可能要远高于10年前。如果，当前中国刺激性宏观政策频频被使用的根源在于政府制定了过高的经济增长目标，那么问题来了，中国政府为什么会自己给自己出这么难的考试题?仅仅是因为观念与认识上的偏误，还是因为有着更加深刻的制度原因?这个问题就留给各位回答吧。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看法，作者王勇为香港科技大学经济系助理教授、 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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