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到这番说辞，颇令人感到无奈，这完全是美国“老子天下第一”的心态与“美国例外论”的鲜活体现。在他们看来，这个世界是美国治下的和平，美国的标准就是国际标准，它的意愿就是国际规范。所以，美国不会违反国际制度，违法国际制度的永远是“他者”。
其实，这也是美国外交政策中一贯奉行的利益至上原则的体现。从历史上看，只要是认为有助于维护、巩固、拓展其全球利益的行为，美国便会毫不犹豫地去做，即便这可能会破坏它所声称要坚决捍卫的国际制度，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便是典型案例。
霸权心态对中美关系发展的障碍
在发动战争的时候，美国不仅未能获得联合国的合法授权，就连其欧洲盟国也提出了反对意见，然美国仍一意孤行，甚至给欧洲贴上了“老欧洲”与“新欧洲”的标签。实际上，美国对国际制度持“实用主义”态度的做法并不是新鲜事物。早在1994年9月，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在第49届联大的演讲中便明确表示：“当美国安全利益受到威胁时，如果可能，美将同其他国家一起采取外交行动;如果必要，美将采取单独行动;如果可能，美将采取外交行动;如果必要，美将动用武力。”然而，世易时移。美国的这种心态不仅无法赢得世界的尊重，也将会使其陷入到日益保守的外交政策之中而自损其利。
毫无疑问，这种霸权心态以及因之而推行的外交战略必然会对中美关系的发展构成障碍。在当前的国际体系中，中国的国际战略有一项内容是恒定不变的，即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以及各种形色的新干涉主义。从这个角度来说，中美两国在战略理念、政策选择上存在诸多矛盾，甚至冲突的地方。
三是美国的冷战思维根深蒂固，“改造”中国的冲动难以消解。在论及中美关系之时，不少美国学者对于中国近年来的外交行为，尤其是在南中国海的岛礁建设行为表示了担忧，即中国强大了以后会不会寻求排他性的“势力范围”。从他们的用词当中，我们能够深刻感受到殖民主义时代的思想仍然见于这些精英的头脑之中。这或可以有两种解释：其一是美国学者深受历史经验主义的禁锢。在他们看来，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在强大之后都会划出一片自留地，成为其所独有的“势力范围”，中国当然也不会例外。其二是美国学者仍然抱持你赢我输的零和博弈思维。在他们眼中，中国的崛起是动了它们的奶酪，必然会损及美国的切身利益。
值得注意的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消除潜在战略对手的威胁，美国一些人开始呼吁政府要重拾对华强硬政策，甚至主张要努力改变中国的政权性质。根本而言，这还是美国“改造”中国的惯性思维在作祟。冷战后二十多年里，美国所期待的那种“历史的终结”并未变成现实，而是面对着一个在政治制度、价值理念等方面存有明显差异的中国的迅速崛起，这种理想与现实的差距本应该让美国人接受世界文明多样性的现实，并意识到试图改造中国是不切实际的做法，但仍有很多美国人并不死心，偏要一条道走到黑。例如，美国前国防部官员博斯科(Joseph A. Bosco)在《外交家》(the Diplomat)网站上撰文指出，美国需要认识到这样一个新现实，从近期来看，地区和国际安全需要美国遏制中国的扩张主义。
但从长远来看，地区和国际和平有赖于在美国的支持下实现中国的政权变更。中国学者王缉思曾撰文指出，“两个秩序”或“两个领导权”问题，是中美关系的核心问题，即“中方重点关注的是如何防止美国破坏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内秩序，而美方更为关注的则是中国对美国试图主导的国际秩序构成的挑战。”据此，上述“改造”中国的想法是非常危险的，将会对中美关系产生极其严重的破坏性影响。
从本质上来说，这种现象反映出美国很多人仍然停留在意识形态斗争的窠臼当中。就此而言，为了保持中美关系的大局稳定，美国需要一次彻底的思想大解放、心态大调整，需要认识到当前的时代特征与国际社会的主流需求，而不能总是抱着教条主义和冷战思维不放。当然，对于美国而言，这并非易事。何去何从，值得进一步思考与观察。
作者陈积敏是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和平与发展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美国丹佛大学访问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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