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时期，中国正在形成一个“互联网公关公司”或“地下公关公司”的市场，这类公司以向互联网公司行贿为手段来实施非官方的内容审查。在一些案例里，这些公司为互联网公司员工和政府官员之间的贿赂交易扮演中间人。有时，这类公关公司也会自己亲自来执行审查。一个案例来自顾腾达(Gu Dengda)创办的雅歌时代(Yage Time)。顾腾达深谙各种互联网审查手段，他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个人或政府实体审查信息并藉此收取费用。据雅歌时代前员工介绍，公司60%的业务来自为“低职位的政府官员删除当地的揭黑报道。”(该公司在中国有关部门的打击非法网络公关活动中被调查——译者注。)
在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的文件中，中国互联网公司无需、且通常也不会透露任何有关腐败或贿赂的历史记录，更不会解释他们怎样利用政府审查手段来从事非官方审查。然而，在美国交易所上市的中国互联网公司受制于美国的《反海外腐败法》(FCPA)，这一法律在腐败行为发生在美国以外时依然适用。例如，依据FCPA会计条款规定，公司财务记录中记载不当的各种贿赂行为，包括海外贿赂，违反了1934年《证券交易法》第13节(b)(2)(A)。此外，未能正确披露有关公司业务的信息，“包括与涉及海外政府官员贿赂行为有关的重大收入、支出、获利、资产或负债”，都违反了FCPA。
结论
一些证券分析师称，尽管存在上述风险，从理论上讲VIE本身并不带有风险。实际上，有些分析师还认为VIE是把外国投资引入中国互联网行业的唯一合理机制。更有人认为，问题的根源并不是VIE，而是中国政府的政策，即中国法院缺乏强制执行力。因此，为了减少中国VIE带来的风险，美国应敦促中国解决以下几个更为根本的问题：
1.外国数字服务在中国的机会不平等
美国的服务产业具有全球竞争优势，尤其是信息和通讯技术(ICT)，以及某些可以数字化传播的服务，如音乐、电影和其它形式的知识产权产品。美国商务部的一项研究显示，2011年，ICT相关的服务占美国出口服务的60%以上，同时占总出口的17%，需求主要集中在欧洲和东亚市场。然而，在这些行业美国对中国的服务出口量一直极低。比如，2012年，美国可数字化传播的服务只有不到3%出口到中国。
这样的贸易不平衡很大程度上缘于中国对互联网信息自由流动的限制，特别是中国规定，互联网公司的多数股权应由中国公民持有。这些限制正是中国互联网公司要在美国交易所上市就必须建立VIE的主要原因。消除这些限制将会大大减少对VIE的需求。
2. 中国金融市场的限制
中国金融市场存在的重重障碍，使得中国公司在本国上市或直接在海外交易所上市都很困难。而导致的结果就是，有融资需求的中国互联网公司除了利用VIE来获取外国资本之外几乎别无选择。因此，中国金融市场的各种限制不仅因为迫使公司采用VIE模式而给投资者带来不必要的风险，而且限制了中国互联网公司的发展潜力，这些公司本可以不通过VIE就在本国上市或直接海外上市，从而更有效地获取资本。因此，放开金融市场也会减少建立高风险的VIE结构的需求。
3.中国法治的不完善
中国的VIE之所以风险极高，正是因为该结构作为基础的法律契约只在中国具有强制性。而目前中国法治又还不健全，投资者对于通过中国司法系统表达诉求能否得到公平裁定没有信心，尤其是在投资者来自海外的情况下。完善的法治对美国投资者是种鼓励，让他们相信可以在公平的环境下通过中国法律系统申诉。
4.VIE的合法性在中国处于模糊地带
虽然有些中国政府机构指出VIE在中国属于非法，但中国政府实际上还是认可VIE的存在的。这一法律上的模糊导致外国投资者需要承担相关风险，他们不知道中国政府什么时候或是否会执行先前对VIE属于非法的这一认定。中国政府明确VIE的法律地位将有助于减少外国投资者的疑虑。
如果中国的大公司继续在美国交易所上市，VIE不见得是一种可持续的模式。如果美国投资者继续买入这类中国VIE方案，而当整个系统崩溃时，会出现2001-2011年中国反向并购失败时的类似情况，这在当时给美国投资者带来了180亿美元的损失。如果中国执行法律，禁止了VIE，将会给参与其中的外国投资者、以及在中国运作的中国和外国公司带来短期损失。如果中国对外资股权的限制迫使公司不得不选择处于法律模糊地带的VIE，如果这种限制维持下去，这将可能在将来导致更广泛的损失，即美国和其它外国互联网和ICT服务公司失去进入中国市场进行公平竞争的合法渠道，而中国公司还将继续通过合法性有问题得方式来获取外国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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