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发展的前提是宪政民主
在人类正在经历第三次产业革命的时期，中国面对的产业结构转型问题的实质，有很多相似于一百多年前大清王朝面对产业革命的情景。选择“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还是奋力推动体制改革，是决定中国长远命运的问题。为此，必须正视一个基本事实，即，世界上产业革命的产生，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都是以民主宪政为前提的，这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基础。宪政是保障法治和市场秩序的基础，其基本原则就是限制政府滥用权力。如果没有宪政和法治的制度限制，市场就没有秩序。因为，在政府自身利益驱动下，政府有足够的力量侵犯市场，侵犯个人和企业的产权。
其背后经历事实反复验证过的道理很简单。世界上任何政府都是由人组成的。组成政府的人本质上与商人、经理、学者、工人没有大的差别，都是普通人。他们不会天然大公无私，因此不可能存在自动不偏不倚的制度和不偏不倚的政府。如何限制政府里面的人不贪便宜?如何保证政府保护市场运作，提供公共品?所有这一切问题合在一起，就决定了民主是至关重要的。民主制度保证政府代表公民，能为了公民的利益保护市场、保护经济、保护社会。民主制度的基本原则是，政府和政策是通过投票，由多数公民的选择决定的。从历史上看，民主的程度是从低到高演进的，从少数精英投票到普选。与此同等重要的是保证言论自由，保证产权，保护宪政。
在不同历史时期，在不同国度，民主程度有大有小，但有民主宪政和没有民主宪政是质的不同。哪怕在有限民主的情况下，它也是保证宪政的基础。英国的产业革命是全人类工业化的起点，是全人类近现代经济发展的先导。为英国产业革命奠定制度基础的，是1688年在英国建立了宪政的光荣革命。虽然当时英国只是很有限的民主，但它保证了对权力的限制，即三权分立，在权力分割的情况下，它保证了政府或王室没有权力侵吞私人的财产，它保证了整个社会能够稳定地保护私有产权，从而为产业革命创造了基础条件。因为保护了私有产权，才有企业家的大量产生，才有私人企业的大量发展，才有技术革命、技术革新、技术发展、经济发展等等。
面对第三次产业革命的挑战，面对产业结构转型问题的挑战，最大的挑战是创新力。纵观古今中外的发明创造，人类绝大多数的重大创新都源于私人企业家。百年前的发明电话的贝尔，今天的乔布斯都为实例。原本他们只是千万公民中的一员。让每个公民有机会才是实质问题所在。这是解决产业转型问题中最基本的问题。从体制上，保证每个公民有机会的核心体制问题是，拥有私有产权是每一个公民天生不可剥夺的基本权利。所有人生来就有拥有私有产权的权利，每个公民的私有产权必须得到保护，这是人权的基本部分。这个概念来自英国光荣革命的基本文件，其制度实现是产业革命的奠基条件。以私有产权为主的市场制度同时也是保护公民权利的基础。哈耶克早已论证，剥夺公民私有产权的国有制的统治经济，会导致走上全面剥夺公民权利的“通向奴役之路”，一定没有创新能力，最终经济一定衰退。
改革动力问题的核心是激励机制
中国距离宪政还有很大的距离。中国一百多年来的改革教训甚多。不知其教训，即无法推动今天的改革。其中，除了改革什么，很重要的另一个基本教训是，改革触动体制内既得利益，而改革又不能摆脱体制内力量。即，改革的动力何在?谁来改革?为答此问，必须深入了解中国的体制。由此了解这个体制带来的正面和负面影响，包括对改革的制肘。
我把中国的现行体制概括为地方分权的威权主义体制，简称分权式威权制。这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体制。世界上的威权制都是高度集权的，中国的威权制也有这个特点。但是，中国的威权制在很多方面是分权的。在中国的体制里，中央对政治、人事高度集权，除此外还包括对大银行、证券市场进行集权控制，在能源方面实行垄断式的集权保护。分权表现为行政、除金融和能源之外的资源、以及其他大量的经济控制权向地方高度分权。一个具体的例子就是土地资源。
这个体制是一把双刃剑，它决定了过去中国改革和发展的轨迹，同时也是今天我们看到的大多数严重问题的制度根源。这个分权式威权制正是所谓中国模式背后的基本制度。
改革的动力何在?谁来改革?这个问题的核心是激励机制问题。在一个威权主义体制内，整个社会经济都被一个自上而下的官僚机构统治，如何解决上下级之间的激励机制问题，决定了这个体制的改革与发展。纵观古今中外的所有威权主义官僚体制，各层官僚的激励机制问题都无法得到基本解决。因为在威权体制下，下级要服从上级，但上级又要从下级那里获得信息。知情的下级很容易欺骗上级。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便是人们对这种体制的运行的生动描述。下级为了自己的利益欺骗上级，上级又要根据下级报告的信息来决定是提拔他还是压制他、惩罚他，由此导致上下级官僚之间的激励问题很难解决。当然像新加坡那样的特殊情况，国土很小，无需下级总理就能亲自观察一切时，官僚体制内的激励问题不大。但稍大一点的经济体，情况则完全不同。尤其像中国这样，国土大到连省甚至市一级政府都无法直接观察到实情时、都需要依赖基层报告时，这个激励机制问题就几乎无法通过官僚体制自己解决了。中国改革前的状况，前苏联和东欧地区等25个转型国家在崩溃前的30年改革的失败，都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威权主义官僚体制解决不了激励机制问题。
声明：本媒体部分图片、文章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025-847073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