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苏联东欧解决不了的激励机制问题，中国在改革的前一阶段似乎能解决?所谓的中国奇迹，实际上增长速度并不是奇迹，而是在威权体制下，居然能调动千百万个地方官僚拼命地往前赶，也就是说，在改革早期，中国解决了威权体制下无法解决的激励机制问题。这才是奇迹。但是这个奇迹只是暂时的。长远地看，只要体制是威权主义官僚体制，就无法解决各级官僚的基本激励机制问题。
造成中国改革前期的短暂“奇迹”的制度基础是分权式威权制，即把大量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引诱地方政府竞赛GDP增长速度，这是一个在威权制下曾经非常有效地解决各级地方官员激励机制的绝招。在这个竞赛的过程中，许多地方政府同时试验不同的方式和手段。GDP这个统计指数是度量市场活动的总和。一旦市场不存在，就没有办法解决复杂的激励机制问题。如果没市场，如果不是竞争GDP，地方政府的竞赛可能会导致大灾难，例如大跃进。中国前30年的改革比较成功的一段，其关键就在于开始建立市场，利用市场的综合指标GDP，地方竞赛GDP。
但是，地区竞争只在特定时期、特定条件下暂时解决了威权主义官僚制下的激励机制的一部分问题。换句话说，地区竞争GDP只是权宜之计，在这个权宜之计有效的时候，如果抓紧改革，改变威权主义体制，地方竞争这种机制就可以被更好的机制取代。
为什么地区竞争不再能继续帮助解决官僚体制内的激励机制问题?基本原因之一是，政府的职能从来不是单一的，世界上不存在一个只为经济增长而存在的政府。因此，政府把经济增长设为目标，只能是权宜之计。若长远如此，一定造成严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扭曲。基本原因之二是，只要政府的目标不是单一的GDP或GDP增速，地区竞争就丧失了解决激励机制问题的效力。
威权主义官僚体制解决不了体制内的激励机制问题，这是腐败猖獗、改革停滞、经济结构问题恶化、社会经济问题尖锐化、保持社会经济稳定愈益困难等等弊病的根源所在。任何有效的改革一定必须着眼于激励机制问题的解决，否则即使有好的具体政策改革措施，也一定流于言辞，无法实施，无果而终。因此，“改革什么”的问题，与“谁来改革”的问题，与“改革的动力”的问题，实质上是同一个大问题，因为激励机制的解决依赖体制改革。
各级官僚的激励机制的核心问题是，他们自身的动力何在?他们对谁负责?在威权制下，他们由上级任命，由上级考核，由上级决定升迁，他们只对上级负责。但下级通常比上级更知道地方发生了什么，上级依赖他们报告信息，依赖他们执行。这正是官僚体制内激励机制的问题所在。如今的一个普遍问题是，许多县、市政府在涉及大量基础建设投资、融资、债务、搬迁、拆迁、地方经济发展与城市化的问题上，因激励机制扭曲而导致了极其严重的债务问题、政府与公民的关系问题等。问题的普遍性和性质的严重性，使得地方政府的改革成为一个必须尽快解决的问题。但是，在现在的威权制官僚体制下，上级无法解决下级的普遍性的激励机制问题。不改变体制，在放权和收权之间便找不到答案。“一收就死，一放就乱”的死循环规律早就尽人皆知，威权制下无法解决的激励机制问题就是其制度原因。
因此，从基本上解决各级官僚的激励机制问题，其关键在于，从根本上，从制度上，改变官僚体制本身，改变官员的任免、考核、升迁的机制，把自上而下的任命改为民选。由此，使官员从只对上级负责变成对选民负责，把他们的动力，从听从上级考核调遣，变成争取选民支持。这个体制改革会从根本上调动起公民和各级官员的动力，保证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保证以创新为基本动力的长远发展。选举的正常展开需要制度条件，其中一个基本条件是独立的司法，保证选举能合法进行，使得有利益要干预选举的力量不能得逞，否则正常选举无法进行。此外，地方民选的立法机构必须独立于地方司法和地方行政首长，由此限制选出的政府的权力，以保护选区公民的基本利益。选区内所有重大决策，包括地方债、地方税、地方重大投资等，都必须由地方民选代表(即地方立法机构)决定。总之，彻底改变体制，由人民决策和监督代替中央监督地方政府，是从根本上解决地方政府激励机制问题的唯一途径。
以上的改革方案不仅与公民利益一致，不仅符合解决地方政府激励机制的逻辑，而且实际上也正是当今世界所有幅员辽阔的发达国家的地方政府所遵循的基本原则。对于相似的改革方案，有人以中国国情为由拒绝讨论，但此种理由不仅逻辑不通，而且违反历史和事实。
中国台湾省早在抗战后不久就在县级及以下地方政府实现了普选。这一制度实际上是逐步实施1946年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的结果。而这一宪法是由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和国民党共同讨论并通过的。中共在推动此宪法的宪政原则方面的重要贡献，尤其是以制度制约执政党的宪政原则，已经昭然载于史册。虽然台湾省直到1980年代末才真正全面实施这一宪法，但从地方选举做起的渐进的实施宪政过程，决定性地帮助了台湾的社会经济稳定和持续快速发展，不仅为后来的全面落实宪政奠定了基础，也为台湾从一个落后的农业经济，发展成为一个发达的、以创新为动力的经济体(人均GDP超过许多欧盟国家)，奠定了制度的基础、社会的基础。韩国的历史制度与中国极为相似，其战后的制度演变和经济发展也都与台湾极为相似。概观类似“中国国情”的渐进式宪政改革的规律，发人深省。
声明：本媒体部分图片、文章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025-847073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