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再度关注高额彩礼问题。值得注意的是，今年，文件第一次明确提出要“加强省际毗邻地区联动治理”。“联动治理”这一提法为高额彩礼问题带来了全新的指导方向和解决思路。
为什么要联动治理?因为高额彩礼问题早就不仅仅是一项婚俗，而是乡村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集中体现，其背后折射出多维度的乡村问题。
经济层面，彩礼，可以看作发展焦虑与家庭保障功能缺失的经济替代物。因为乡村经济发展薄弱，产业落后，所以农村家庭往往要将彩礼作为所谓的“家庭风险储备”，既是一次性的经济补偿，也是女方父母的某种养老支持保障。在一些省界毗邻地区，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彩礼问题变得更加显性。
文化层面，不少乡村攀比现象蔓延。比如有省界毗邻地区的乡镇干部接受采访时曾无奈地表示，这种“面子竞赛”持续了多年，边界两边人家办酒席，常常是你家摆20桌，我家就要摆30桌;你家给10万元彩礼，我家就得凑15万元。
社会层面，由于农村的适婚男女比例长期失衡，彩礼成为男方家庭在竞争中胜出的一种“硬通货”，其造成的高门槛也衍生出了因婚致贫、返贫的社会问题。毗邻省份的农村青年跨省通婚十分普遍，很多都形成了彩礼的区域价格，单一的省内治理控不住，也不适配。
因此，整治高额彩礼的意义，远超移风易俗本身，而是要将其视为一个区域性的发展治理难题去破解。
事实上，这样的试水操作早就在长三角多地有所体现。
浙苏皖三省交界处的长兴县煤山镇，与江苏宜兴太华镇、安徽广德新杭镇曾经就囿于高额彩礼的陈规陋习。几年前，煤山镇牵头打造三省毗邻区“有礼乡宴”文明实践项目，其中就提到要实施“彩礼转化计划”，累计发放127份“新婚礼包”，有效减轻青年负担，这正是从经济根源着手的体现。当然也可以参考长三角之外，比如宁夏彭阳县就对收取低彩礼的家庭给予了产业奖补金，获得了多方点赞。
协同治理讲究的是打破边界，消除过去因为各自为政形成的“治理洼地”，所以形成统一的机制格外重要。
比如在浙闽边界，去年10月，浙江丽水庆元县安南乡与福建南平政和县岭腰乡就共同制定了《浙闽边界村规民约》，对彩礼上限、宴请桌数、菜品标准、礼金金额等作出明确、细致的规定。还组织文艺队伍精心创作了一批以“破陈规、除陋习”为主题的方言小品、三句半、歌舞等节目，在边界各村巡回演出。
类似的标准煤山镇、太华镇、新杭镇也有，三镇不仅联合制定《红白事简办菜单标准》，实现桌均费用下降42%，餐饮浪费减少超50%，还统一约定人情随礼上限，推广“祝福代替厚礼”，覆盖55个村社，推动户均人情支出下降35%。
长三角一体化以来，各个领域都有协同治理的先例和创新性尝试，在高价彩礼方面的探索或许乍看并不起眼，看似只是规制了一项具体的婚嫁习俗，然而，这场治理的意义，其实是试图以区域协同的力量来为乡村社会生态补短板、通血脉。如今的乡村振兴，早就不能依靠孤岛式的突围，而是要把发展置于更加广阔的区域协同中来，只有区域整体在进步，弥合发展之间的不平等、不均衡，乡村才能有大变化，乡村中的人才能有价值、有尊严。(记者 刘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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