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7月27日，《人民日报》刊发了一篇评论，标题是《莫把群众求助当作负面舆情》。文章不长，措辞也不算激烈，但批评的对象却很具体：河南部分乡镇西瓜滞销，瓜农通过媒体公开求助，个别村级工作人员得知后，非但没有帮忙联系销路，反而把求助视为“负面舆情”，要求撤回。

　　《人民日报》很少用这样的语气说话。 “不帮忙还添乱”“背离为民服务的初心”“寒了基层群众的心”——每一句都指向同一个问题：群众遇到困难开口求助，怎么就成了需要压制的“舆情”?

　　这篇评论撕开了一个口子，让人得以看见今年夏天河南瓜农的真实处境。

　　一、滞销的真相

　　先算一笔账。

　　河南全省西瓜种植面积370万亩，预计产量1400万吨。什么概念?如果按每人每年吃40斤西瓜算，这1400万吨够一个3500万人的中等省份吃一整年。而河南的西瓜，几乎全部集中在6月下旬到7月这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扎堆上市。

　　丰产从来不等同于丰收，农业的铁律一直没变过。

　　前两年西瓜行情好，种瓜的人多了，全国都在扩种，增幅在15%到20%之间。到了今年夏天，所有瓜一起熟，市场就那么大，价格只能往下砸。砸到什么程度?精品瓜还能卖到两毛多，普通商品瓜只剩一毛多。一亩地按六七千斤算，总收入不到一千块，刨掉种苗、肥料、人工、地租——种得越多，亏得越狠。

　　同一天，有媒体刊发了河南太康县的报道。一位种了42年西瓜的75岁老人面对镜头说，他这辈子没见过这么低的价。全县待售西瓜面积1.6万亩，约5.53万吨。周口、开封、许昌，一路望过去，田间地头堆着卖不出去的瓜，在七月的烈日下烂得飞快。

　　更要命的是，今年的外地收购商来得少。往年东北、华北的卡车排队进村装瓜，今年路上空荡荡。不止一位瓜农在采访中说：“不是瓜不好，是根本没人来。”供需两端的断裂，让价格失去了支撑，也让瓜农失去了最后一点议价权。

　　这就是求助的背景。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矛盾，就是一群农民遇到了市场波动，想找条活路。 一个农民遇到困难了，开口向社会求助，这原本是最朴素也最正当的权利。可偏偏是这种最朴素的求助，在个别地方被当成了需要压制的“问题”。于是我们不得不追问：这种把求助当“负面”的认知，究竟是怎么来的?

　　二、荒诞的逻辑

　　一个瓜农的求助信，怎么就成了“负面舆情”?

　　如果严格抠字眼，舆情指的是公众的意见和态度。农户说“我卖不出去瓜，谁来帮帮我”，这件事本身有什么“负面”可言?天灾人祸叫负面，市场波动叫负面，但一个农民公开说自己遇到了困难——这叫现实。

　　问题出在个别基层干部的认知上。在他们眼里，只要是经由媒体发布的、涉及本辖区的、带有“困难”“损失”“求助”字眼的信息，统统属于“负面”范畴。 不区分性质，不评估影响，不看后续有没有解决方案，只要“曝光”了，就是“出事”了。

　　这种逻辑推演下去，结论就变得很荒诞：群众遇到困难→向外界求助→信息被公开→干部觉得“丢人”→要求撤回求助。 从头到尾，没有人在意地里那些正在腐烂的西瓜。如果说瓜农的西瓜烂在地里是天灾，那求助信被拦截、信息被压制，就是人祸。

　　回到《人民日报》那篇评论，文中有一句话分量很重：“这种不帮忙还添乱的行为不仅背离了为民服务的初心，更会寒了基层群众的心。” 翻译一下就是——老百姓遇到难处找你，你不帮忙就算了，还不让别人帮。

　　这已经不是工作能力的问题，是态度的问题，是底色的问题。 更深一层看，这里藏着一个悖论：老百姓有难处，第一时间想到找媒体，说明他们对基层组织还有期待，还觉得“这事应该有人管”。而当求助被拦截、被压制之后，这种期待就会迅速转化为失望。如果有一天他们什么都不找了，既不找政府也不找媒体，那才是真正的信任破产。

　　那么，这种把求助者当麻烦、把求助信息当“负面”的心态，究竟是怎样一种思维模式在支撑?

　　三、“锅盖思维”

　　这次事件不是一个孤立案例。它暴露的是一种普遍存在于部分基层治理中的心态，可以称之为 “锅盖思维” ——不管锅里煮的是什么，先把盖子摁紧，别让外人看见冒烟。这种思维的荒谬之处在于：盖子摁得越紧，锅里的东西并不会消失，只会烧得更烂。求助被压住了，但西瓜还在烂；信息被拦截了，但困难还在那里。

　　锅盖思维有几个典型特征。

　　第一，把“不出事”当政绩。 评价一个基层单位工作好不好的标准，不是帮群众解决了多少问题，而是有没有“爆雷”、有没有“曝光”、有没有“上热搜”。在这种考核导向下，维稳变成了捂嘴，服务变成了管控。一个很微妙的悖论是：越是把“不出事”当作目标的基层，往往越是积累出更大的事。 所有的小问题都被压住了，等到压不住的时候，滚成大雪球再砸下来，谁也接不住。

　　第二，把“不说话”当太平。 有些地方追求所谓的“零舆情”——不是零投诉、零矛盾、零困难，而是零报道、零转发、零热搜。只要网上搜不到负面信息，就当作工作做到位了。但这种掩耳盗铃式的逻辑，本质上是把信息传播等同于问题本身。 西瓜滞销不会因为没有媒体报道就自动消失，困难不会因为没人讨论就自行化解。恰恰相反，信息的闭塞只会让困难更困难，让求助者更无助。 你捂住了求助的嘴，却捂不住地里烂掉的瓜。

　　第三，把“提出问题的人”当麻烦制造者。 群众求助→媒体介入→信息扩散→上级关注——在这条链条上，一些基层干部看到的不是“求助者”，而是“告状者”；看到的不是“民情”，而是“麻烦”。于是解决问题的优先级，被“解决提出问题的人”反超了。这种心态最要命的地方在于，它制造了一种寒蝉效应：这次求助被压了，下次再遇到问题，农户连试都不会试——直接跳过去找上级、找媒体、找网络。 到那个时候，基层组织的公信力已经荡然无存，再想补救就难了。

　　锅盖思维看起来是在维护稳定，实际上是在拆解信任。那有没有不一样的做法?同一年、同一个省、同样的问题，另一群基层干部给出了截然不同的回答。

　　四、另一种答案

　　也是在那个夏天，同样的滞销，同样有瓜农通过媒体求助，许昌建安区蒋李集镇给出了完全不同的答案。

　　有媒体报道了蒋李集镇金营村两户瓜农14万斤西瓜滞销的消息。报道出来之后，镇政府的反应不是“撤回”，而是“连夜部署”。第二天一早，镇里干部就到了村里，现场对接企业。到当天发稿时，已经有6家企业认购了全部滞销瓜。 拉到郑州的1万斤瓜，也被一家本地企业一次性采购。

　　同样的困境，同样的媒体曝光，一边是“撤回”，一边是“出手”。

　　区别在哪里?不在资源多少，不在能力大小，在于一个最基本的判断——当群众发出求助信号时，你把它当什么？

　　当“麻烦”，就会捂盖子；当“民情”，就会出实招。 蒋李集镇的干部听到求助后，第一反应是“有人需要帮助”，而不是“有人给我们惹事了”。这个认知的差异，决定了后续所有动作的天壤之别。一个是把问题往外推，一个是把责任往肩上扛。一个是把求助者当麻烦，一个是把求助者当自己人。结果是：出手的那个，14万斤瓜一天之内销完；捂盖子的那个，除了把求助信撤回来，什么都没有改变。

　　所谓基层治理，说白了就两件事：看得见群众的难处，并且愿意伸手拉一把。 没有那么复杂。一位基层干部在谈及此事时说了一句很实在的话：老百姓有难处，第一时间想到找政府、找媒体，这是对我们还有信任。如果哪天他们什么都不找了，那才是真正的危机。

　　两种做法，两种结局。折射出的其实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治理逻辑——一种对信息透明充满恐惧，另一种把信息透明当作解决问题的起点。

　　五、信息透明从来不是敌人

　　把镜头拉远一点，这次西瓜事件折射的更大问题是——一些基层治理主体与信息传播之间，始终存在某种紧张关系。

　　互联网时代，信息流动的速度和广度已经彻底改写。一个村的事，可能在两个小时内就出现在百万人的手机上。面对这种变化，不同的应对方式决定了截然不同的结果。

　　一种方式是“堵”：限制信息、控制出口、压制诉求，试图让外界看不到问题。 这种方式在短期内可能维持表面平静，但代价是——问题得不到解决，矛盾持续积累，最终爆发时更加猛烈。更重要的是，“堵”本身就是在制造新的问题：当你压制求助时，你同时也在告诉所有人——不要相信我们。

　　另一种方式是“疏”：承认问题的存在，主动回应，积极解决，把信息透明当作推动工作的工具而不是敌人。 这种方式在短期内可能面临舆论压力，但长期来看——问题被解决，信任被建立，治理能力在压力中淬炼提升。“疏”的本质是尊重事实、尊重群众、尊重传播规律——你帮人把问题解决了，舆论自然会站在你这边。

　　西瓜事件提供了一个很微妙的观察样本：同样是求助被报道，撤信的那个村，除了“撤信”这个动作之外，没有解决任何实际问题；而蒋李集镇，一个晚上就把14万斤瓜卖出去了。 事情就这么直白——你帮人把瓜卖了，还有什么“负面舆情”？ 问题的关键在于：所谓的“负面”，究竟是问题本身，还是问题被外界知道了?如果是前者，解决它；如果是后者，那本身就是一种病态。

　　一个更深层的追问是：如果基层干部把精力用在解决问题上，而不是用在解决“问题被外界知道了”这件事上，是不是很多所谓的“舆情”根本就不会发生?

　　回到最朴素的问题：一个人遇到困难了，能不能开口求助?

　　如果这个人是种瓜的农民，他种的瓜卖不出去，一年的辛苦可能打了水漂，他能不能通过媒体向社会发个声?答案不言自明。

　　求助是一种基本权利。回应求助，是一种基本义务。 “为民服务”四个字写在纸上很容易，但只有在遇到具体困难的时候，它才被真正检验。西瓜滞销，就是那个检验的时刻。那些选择出手帮忙的人，通过了检验；那些选择撤回求助信的人，没有。

　　舆情从来不是敌人，冷漠和推诿才是。西瓜烂了，明年还能再种。信任烂了，就不好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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