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学，大都对文革持批判否定态度。九十年代以后(正好也是路遥去世以后)，描写文革的文学逐步减少乃至一度近乎消失。官方对有关文革的文艺创作和出版，采取一种模糊的回避和“忘却”态度，成为某种程度的“禁区”。不知孰为因孰为果，同时民间也出现了某种对“文革”的失忆甚至怀念。笔者有次在南方某城演讲，有位80后青年站起来很认真严肃地提问：“文革中受迫害的右派加走资派，其实最多不过五千万，占全国人口不到百分之五……而今天，95%的人民却受到剥削……”我后来每次演讲引用这个青年的提问时，会场总是极其安静，看来这是一个压在很多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人)心头的困惑。现在常听人说，那时天是蓝的，那时没有贪腐，那时贫富差别也不大(正对应雾霾、腐败及贫富悬殊等当前中国社会问题)。人对现实不满，加上集体失忆，便会盲目怀旧。 “重庆模式”也利用操控了上述的对“文革”的怀念情绪，与其说是家庭传统信仰，不如说是精细计算民情。近年还有党刊载文重提“专政”口号……在这种意识形态背景下，中国人今天能够安坐家中，重新看到路遥相对真实地从底层角度细细梳理“前后三十年”的逻辑关系和转变过程，难免令人有所联想......
路遥对“文革”与“改革”的矛盾，也没有作简单的善恶处理。他早年中篇《人生》的男主角高加林，为了自己进城抛弃纯真村姑转爱干部女儿，曾引起广泛争议。《平凡的世界》里夸富大会与斗争大会形式相通，改革派干部为了拉拢政治盟友而牺牲侄女美好的爱情，这种刺目的情节也代表着路遥一贯的于连式逼问：如果追求的目标正义高尚，是否就可以或不得已，使用一些不那么应该使用的手段方式?
今天在看电视剧的每个中国人，可能都会有不同的感悟：毕竟，这是一个平凡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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