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平凡的世界》之不平凡，一是描写中国的城乡交叉处，二是表现了“前后三十年”的时间交接处。而解放后的“前后三十年”的关系恰好也是习近平所关注的问题。在路遥去世以后，两亿多中国农民进入了中国的城市。千千万万的孙少安孙少平这样“平凡世界”里的农村青年不甘贫苦艰难进城的个人奋斗悲剧，合成了今日中国的经济奇迹，及其隐含的危机。看上去，路遥好像只是学步周立波、柳青，但实际的差异是，柳青等是描写党的政策如何改变农民的命运，而路遥描写的是农民命运如何改变党的政策。
两会期间，习近平到上海代表团，在听到电视主持人曹可凡推介东方卫视制作播出的电视剧《平凡的世界》，提到该剧由路遥小说改编而来的时候，他接话说“好几个频道都在播”，又表示：“路遥我认识，当年下乡办事时还和他住过一个窑洞，曾深入交流过。”
这并非习近平首次披露他跟路遥相识。习近平下乡插队的梁家河与路遥的老家郭家沟只隔着70公里。在2002年首发于《全国新书目》杂志的文章中，习近平写道，“在这一批知青中，出了不少人才”，并专门提到了王岐山，以及路遥。目前没有更多关于习近平跟路遥私人关系的细节公开，也不清楚他对于《平凡的世界》的看法。但不论如何，和有关习近平的任何消息一样，这个报导在中国被广泛转载。
路遥原名王卫国，1949年出生于陕西农民家庭。1992年肝病不治，年仅42岁。去世以后他的文学声誉逐渐上升。和作家交往的旧事，当然又加强了习近平热爱文学的形象。中国传统，领袖除了要懂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最好还要能写诗题字，有文人气质。另外，领导人有空看电视剧，也颇出乎民众意外。
《平凡的世界》之不平凡，一是描写中国的城乡交叉处，二是表现了“前后三十年”的时间交接处。而解放后的“前后三十年”的关系恰好也是习近平所关注的问题。
路遥长篇小说在二十多年前出版时，并不很契合当时中国的文学潮流。八十年代最受批评界关注的是“寻根文学”和现代派：或者不满“五四文艺腔” 接续旧白话传统(比如贾平凹、阿城)，或者以乡村病态书写民族国家寓言(韩少功《爸爸爸》、王安忆《小鲍庄》)，或者以魔幻写实技巧重写英雄传奇(莫言《红高粱》)。虽然《平凡的世界》也曾获茅盾文学奖，并且一直有很多忠实粉丝，但小说的艺术价值并没有得到学术界足够重视——没有人会想到，路遥用看似“老土”的所谓现实主义文学笔法所表现的“农民进城”，在后来的二十年，会成为中国社会乃至世界意义上的核心事件。在路遥去世以后，两亿多中国农民——相当于大半个美国人口——进入了中国的城市。千千万万的孙少安孙少平这样“平凡世界”里的农村青年不甘贫苦艰难进城的个人奋斗悲剧，合成了今日中国的经济奇迹，及其隐含的危机。看上去，路遥好像只是学步周立波、柳青，以一个村庄写中国社会的重大变化——土改、合作社、人民公社，但实际的差异是，柳青等是描写党的政策如何改变农民的命运，而路遥描写的是农民命运如何改变党的政策。
《平凡的世界》的特定时间背景比城乡交接故事更为重要。中国文学涉及当代政治，要么批判文革及“四清”(如《芙蓉镇》)，要么赞扬文革后的改革(有诸多主旋律作品)，但都是分开处理，很少连贯起来写两者的关系。有历史跨度大的，也会用闪回、跳跃、穿插等方式(如小说《长恨歌》、《白鹿原》或张艺谋的电影《归来》)，或者干脆如余华《兄弟》般，将文革与改革分开上下两部，以反差见因果(哈佛大学王德威教授说“余华写出了他个人版的‘两个不能否定’”，见台北麦田版《第七天·序》，2013)。“两个不能否定”是指习近平在2013年1月的一个演讲：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其实，在前后三十年“两个不能否定”中间，就是中国革命的主要“矛”“盾”(毛邓)的具体冲突与交接。路遥小说的故事背景，从1975年到1982年，正好是这个关键的过渡期。小说以两个农民兄弟几对城乡男女众多村里乡亲及各级地方官员的无数世情琐事告诉我们：在这个时侯，再继续革命再搞阶级斗争农民就只能更穷困更绝望，天无绝人之路民以食为天百姓追求幸福是天意。电视剧大致忠于原作，一言以敝之，《平凡的世界》写的就是“后三十年”是怎样饱含百姓的血泪追求，一步步从“前三十年”艰难地走出来。路遥当年的写实，今天重现，却另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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