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西伯利亚的一场死亡事件，把“鼠疫”这个几乎只存在于历史教科书里的名字，重新拽回了公众视野。

　　2026年10月2日，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一名28岁的女性工作人员，在舍列霍夫区医院因重症肺炎去世。有外媒和自媒体援引匿名消息称，死者生前曾提及在操作中发生试管破裂，但俄官方通报中并未确认这一细节。消息从地方媒体蔓延到国际通讯社，白宫官员开始过问，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跟进。

　　10月6日，俄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发布通告，将死因定性为“不明原因肺炎”，同时强调患者样本中未发现与其专业活动相关的微生物，研究所生物安全监督委员会确认“未曾发生事故”。10月8日，俄方公布近5000份实验室检测结果：未检出危险病原微生物，无第二例病例。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大部分相关报道是假消息。

　　但“假消息”三个字，回答不了一个更深的问题：一家防鼠疫研究所的员工死于肺炎，为什么会让全世界绷紧神经？鼠疫，到底是一种什么疾病，以至于它的名字本身就构成一种威慑？

　　它不只是“黑死病”

　　公众对鼠疫的全部认知，往往压缩成三个字：黑死病。14世纪那场夺走欧洲三分之一人口的大瘟疫，确实定义了鼠疫在人类集体记忆中的位置。但把鼠疫等同于黑死病，就像把癌症等同于某一种晚期肿瘤。它描述的是结果，不是本质。

　　鼠疫的病原体是鼠疫耶尔森菌，一种革兰染色阴性的短小杆菌。它首先是一种“动物病”：在野生啮齿动物和寄生在它们身上的跳蚤之间循环，人类只是偶然被卷入的宿主。世卫组织的描述很克制：“人类可以因为被感染的跳蚤叮咬、无保护地接触感染动物的组织、或吸入肺鼠疫患者的呼吸道飞沫而被感染。”

　　克制背后，是一种精密的致病机制。鼠疫耶尔森菌拥有一套被称为III型分泌系统的“分子注射器”。当细菌接触到宿主细胞时，这套系统会直接将效应蛋白注入细胞内部，主动拆解宿主的免疫防御。其中一种关键效应蛋白YopJ，能够抑制宿主细胞的TAK1信号通路，进而触发细胞焦亡，即一种伴随剧烈炎症反应的程序性死亡。这意味着鼠疫菌不是被动地躲避宿主免疫，而是主动引爆被感染的免疫细胞，在宿主体内制造一场有控制的“爆炸”。

　　细菌进入皮肤后，还会利用一种更隐蔽的策略。皮肤中的朗格汉斯细胞，本应是识别入侵者的“哨兵”，但鼠疫菌通过其表面的Langerin受体被这些细胞吞噬后，反而搭上了这些细胞的“便车”。朗格汉斯细胞从皮肤向淋巴结迁移的生理功能，被鼠疫菌劫持为进入淋巴系统的通道。哨兵变成了运输工具，免疫系统的巡逻路线变成了细菌的扩散路线。 细菌到达淋巴结后大量繁殖，引发剧烈炎症，形成腺鼠疫标志性的“炎性淋巴腺肿”。

　　这套机制解释了为什么鼠疫菌能在短短几天内从局部感染发展为全身性威胁。它不是在和免疫系统正面作战，而是在免疫系统做出反应之前，就已经完成了对它的拆解和利用。

　　三种类型，三种完全不同的疾病逻辑

　　鼠疫不是一种单一疾病。根据细菌进入人体的路径不同，它表现为三种临床类型，它们的传播方式、潜伏期、致死率和防控逻辑截然不同。

　　腺鼠疫是最常见的类型。细菌通过跳蚤叮咬进入淋巴系统，潜伏期2到6天，未经治疗的病死率在30%到60%之间。腺鼠疫极少发生人传人，防控的核心是灭蚤和灭鼠。

　　肺鼠疫是唯一能够实现人传人的类型。患者咳嗽产生的呼吸道飞沫，可以被近距离接触的人吸入。潜伏期可以短至24小时。未经治疗的肺鼠疫近乎百分之百致命。但它有一个明确且狭窄的治疗窗口：在症状出现后24小时内开始抗生素治疗，治愈率很高。肺鼠疫的防控逻辑与腺鼠疫完全不同，核心是隔离和飞沫防护，而不是灭蚤。

　　败血症型鼠疫是细菌大量进入血液的结果，可以由腺鼠疫或肺鼠疫进展而来，引发器官衰竭、组织损伤和皮下出血，未经治疗同样致命。

　　三种类型的共同点是它们是同一种细菌在不同“入口”下的产物。差异在于防控必须因类型而异。用灭蚤的逻辑去应对肺鼠疫，等于放任人传人的链条继续延伸。这也是为什么公共卫生体系对肺鼠疫的警觉级别远高于腺鼠疫，不是因为腺鼠疫不危险，而是因为肺鼠疫的传播方式让它具备了在人群中快速扩散的能力。

　　历史上，人类不是靠疫苗“战胜”鼠疫的

　　鼠疫有过三次大流行。第一次，查士丁尼鼠疫，始于公元6世纪，死亡总数近一亿人。第二次，黑死病，14世纪夺走欧洲超过5000万人的生命。第三次，始于19世纪中期，波及60多个国家，死亡约1200万。

　　但“战胜”这个词需要被修正。 黑死病消退的原因，很大程度上不是医学进步，而是人口密度的骤降切断了传播链。真正的转折发生在1894年。亚历山大·耶尔森在香港分离出鼠疫杆菌，人类第一次“看见”了这种细菌。然后，1943年链霉素问世，鼠疫从“不治之症”变成了“可治之症”。

　　鼠疫的“被控制”，靠的是抗生素，不是疫苗。 这个事实至今没有改变。这也意味着，一旦抗生素的有效性出现问题，人类对鼠疫的防线将直接面对一个没有备用方案的缺口。

　　今天，鼠疫在哪里

　　它在刚果的村庄里，在马达加斯加的田野间，在青藏高原的旱獭种群中，安静地循环着。

　　根据世卫组织的数据，2019年至2025年间，全球10个国家累计报告了3847例鼠疫疑似病例，造成423例死亡，病死率约11%。绝大多数病例集中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和马达加斯加。

　　在中国，鼠疫从未消失。截至2024年，中国已识别出12种类型的鼠疫自然疫源地，分布于19个省(自治区)的291个县，总面积约140余万平方公里。2010年至2024年间，全国报告33例人间鼠疫病例，其中14例死亡，病例集中在内蒙古(15例)、西藏(8例)和甘肃(6例)。

　　一个更值得注意的趋势是：肺鼠疫在人间病例中的占比正在上升。 在上述33例病例中，肺鼠疫15例，占比最高。肺鼠疫占比最高，意味着人传人的风险在增加。这比腺鼠疫的防控难度大得多。

　　动物间鼠疫疫情在多个疫源地持续活跃。2024年，部分地区的PCR检测阳性率在动物中达到0.80%，在昆虫中达到1.59%。人间病例的“源头”始终存在，零星的溢出感染随时可能发生。 这意味着，鼠疫的威胁不是“是否会出现”，而是“何时会出现下一例”。

　　抗生素仍然有效，但耐药性的“原材料”已经就位

　　鼠疫是细菌性传染病，抗生素治疗是核心。但这个核心并非没有裂缝。

　　链霉素是国内外治疗鼠疫的首选药物。中国科研人员从西藏自治区鼠疫自然疫源地分离的164株鼠疫耶尔森菌中，发现了1株对链霉素耐药的菌株，MIC值高达4096 μg/mL，这是中国首次发现鼠疫菌对链霉素耐药。截至目前，世界范围内已分离出7株耐药鼠疫菌。

　　更值得关注的是环境层面的信号。2025年一项研究在内蒙古乌兰察布高原的鼠疫疫源地土壤中检测到了丰富的抗生素耐药基因，其中万古霉素耐药基因最为普遍，同时存在多重耐药、氨基糖苷类和甲氨蝶呤耐药基因。

　　鼠疫菌本身对常用抗生素仍然高度敏感，现有药物依然有效。但耐药基因在环境中的广泛存在，意味着鼠疫菌获得耐药性的“原材料”是充足的。 这是一个需要持续监测的风险，不是一个已经爆发的危机。“仍然有效”不等于“永远有效”。而“永远有效”这个假设，恰恰是过去几十年鼠疫防控体系中最少被质疑、也最经不起质疑的一环。

　　疫苗：一个还没有答案的问题

　　目前没有获得许可的鼠疫疫苗。 世卫组织已将开发更安全、更有效的鼠疫疫苗列为优先事项，但“尽管一些候选疫苗已进入人体试验阶段，这些较新的疫苗中没有一个被批准用于常规使用”。基于灭活鼠疫杆菌的旧式疫苗曾在一些国家获得许可，但对肺鼠疫的保护效果有限。

　　在研候选疫苗中，rF1V-1018疫苗正在开展II期临床试验，评估其对肺鼠疫的预防效果。该试验于2025年9月启动，主要完成时间预计为2026年5月。此外，腺病毒载体疫苗和DNA疫苗平台也在早期研发中。

　　但所有这些都还在路上。在可预见的未来，鼠疫防控的基石仍然是“早发现、早隔离、早治疗”，而不是疫苗。 这意味着，鼠疫的防线本质上依赖于监测体系的灵敏度、实验室诊断的速度和抗生素的可及性，而不是某一种可以提前接种的保护手段。

　　回到伊尔库茨克：一个被“假消息”掩盖的真问题

　　俄方的检测数据支持“假消息”的判断：近5000份样本未检出危险病原，无第二例病例，世卫组织初步风险评估为“伊尔库茨克地区中等至低，俄罗斯整体低，欧洲区域非常低”。从公共卫生事件的角度，伊尔库茨克事件的官方结论指向威胁有限。

　　但这件事之所以引发全球关注，不是因为“鼠疫”两个字本身，而是因为它触碰了一个更深层的焦虑：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的全球治理，仍然存在系统性脆弱性。

　　伊尔库茨克防鼠疫研究所成立于1934年，是俄罗斯防鼠疫体系的核心机构。苏联时期，部分防鼠疫研究所曾被纳入进攻性生物武器计划的研究体系。伊尔库茨克防鼠疫研究所在苏联时期参与了鼠疫和土拉菌病的疫苗研究工作。但没有任何公开信息表明该研究所当前从事与生物武器相关的研究。 《波士顿环球报》10月6日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将伊尔库茨克事件与苏联时期的生物武器计划历史进行了关联讨论，并追问“美国是否准备好应对下一次疫情”。

　　这不是俄罗斯独有的问题。 英国在2007年发生过口蹄疫病毒从实验室外泄的事件，美国CDC在过去十几年里多次曝出炭疽和禽流感样本处置不当的内部报告。实验室事故是全球生物安全体系面临的共性挑战，而不是某一个国家的特殊问题。

　　世卫组织要求俄方补充三项信息：具体病因、防疫措施所依据的病原体、第二例是否属实。这是国际公共卫生治理的标准程序。在缺乏完整流行病学数据的情况下，任何风险评估都是不完整的。透明不是一种姿态，而是一种能力。

　　鼠疫的“现代性”

　　鼠疫耶尔森菌已经在地球上存在了数千年。它不需要人类就能在啮齿动物和跳蚤之间维持循环。人类对鼠疫的“胜利”，不是消灭了这种细菌，而是学会了如何快速识别它、治疗它、阻断它。

　　但这种“学会”不是一劳永逸的。中国疾控中心的监测报告明确指出，生态修复、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变迁正在给现有防控体系带来新的挑战。人间病例处于散发状态，但动物间疫情在多个疫源地持续活跃，复燃和扩散的风险始终存在。

　　鼠疫今天的样子是：一种仍然致命、但可以被控制的细菌性传染病。 它的威胁不在于“会不会变成下一次大流行”的恐慌想象，而在于那些看起来不那么紧急、却决定长期安全的问题：监测体系是否足够灵敏，抗生素是否仍然有效，实验室生物安全是否足够可靠，信息共享是否足够透明。 伊尔库茨克事件给出的提醒，恰恰是关于最后一项的。而这一项，恰恰是最难通过技术手段解决、最依赖于制度和意愿的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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