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在宋代的政治体制、官僚体制下，知识分子参与政治、“上书言事”起的实际作用有多大?

　　虞云国：宋代毕竟是君主官僚政治，在君主政体下，对君权的制约也许最能说明问题。在正常情况下，对于君权的制约，上书言事还是起很大作用的。

　　有一个例子：元祐更化时，高太后垂帘听政，曾对当时的言事官说：你们也应体谅朝廷用意，天下事怎么可以全由你们台谏说了算呢，“亦当出自宸衷”。就是说，也让我做点主张吧。由此可见，连高太后垂帘听政的最高决策权，也受到言事官的有力约束。

　　上书言事对君权的制约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监督君主恪守家法。

　　第二，谏请君主更改诏令。

　　第三，阻止君主内降诏书。宋代颁行诏书，有一个合理的程序。宋徽宗时有所谓“御笔”，但谏止御笔的言事上书不乏其例。

　　第四，抑制女后干政弄权。两宋十八帝，垂帘女后先后有九个，但在君权的移交上，没有造成政局的动荡。宋代也不是绝对没有试图仿效武则天那样的女后，例如真宗刘皇后，但士大夫不断上书言事，一再劝谏警告，终于没有出现女后干政的严重局面。

　　在正常情况下，士大夫上书言事，在参政议政中确实起过积极作用。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士大夫官僚，尤其是言事官特别敢说话，不怕撤职，不怕贬官;二是太学生也特别敢讲真话，不怕开除，不怕入狱。

　　宋代有一句谚语——“无官御史台”。太学生还不是官，但可以起到像御史台那样的监察作用。正因如此，即便在南宋权相迭相专权的时代，还是不断有士大夫官僚和太学生上书言事。

　　这种上书言事，堪称“国家元气”。比如理宗时权相史嵩之，因父亲去世要离职服丧，他希望中止守制，继续专权。太学生群起上言，坚决反对，宋理宗对主管太学的官员徐元杰说：学校虽是正论，但“言之太甚”。徐元杰却强调“正论是国家元气”，现在正论就在学校，“要当保养一线之脉”。

　　不妨再举一例，宋神宗时对西夏用兵失利，神宗准备杀一转运使，宰相蔡确说：祖宗以来，从来没有杀士人的事情，想不到要从陛下开始。宋神宗犹豫好久说：那就刺面发配。大臣章惇说：这还不如把他杀了。士可杀而不可辱，你刺了面不是羞辱他吗?神宗很生气：快意的事情，一件都做不得吗?章惇说：这样的快意事，还是不做为好。这件事充分说明在正常情况下，士大夫上书言事对政治的有力影响。

　　当然，上书言事的影响力还要取决于两种因素。

　　首先是政治生态的影响。尤其是高宗朝，君主政体转入独裁模式。高宗和秦桧君相联手，采取了两种高压措施：一是把知名的政治反对派，以及有反对派嫌疑的士大夫官僚，全部驱逐出朝廷;二是建立起被后代史家称为“前现代的思想统治手段”，完全不让你说话。

　　这种高压政策，导致了两个严重后果：一是绝大多数的士大夫都不再参与政治讨论;一是体制内官僚道德普遍沦丧。在这种情势下，士大夫尽管还有上书言事者，但针对性就相当有限，只能就那些没有政治敏感性的枝节问题隔靴搔痒。

　　其次是理学内敛自省的负面影响。确有一些士人拘泥古制而昧于政事，正如史家吕思勉毫不客气地批评所说：“外有强敌的压迫，最主要的事务，就是富国强兵，而宋儒却不能以全力贯注于此。”

　　他们有些上书言事，不仅没能触及国计民生的大问题，还尽说些言不及义的老调子。在充分肯定宋代知识分子上书言事的积极作用时，也不应将其强调得太过完美，鲁迅指出的现象，唱些“和社会没有关系的老调子”，也确实存在。

　　(选摘自《从陈桥到厓山》虞云国，九州出版社。作者虞云国先生兼具历史学家的专业眼光与人文学者的生动文笔，通过对君臣名人的肖像摹绘，重大史事的独到解读，文化现象的别样诠释，制度层面的透辟剖析，最终殿以高屋建瓴的宋代总论，宏阔而纵深地展现了宋朝兴亡成败的逻辑轨迹，堪称是一部深入浅出而雅俗共赏的历史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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