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为庆贺周老百岁寿诞召开的庆生座谈会，学术界、文教界曾经召开多次。100岁时，教育部正式召开过一次。后来到2012年，中央編译出版社为筹划出版《周有光文集》召集专家座谈会，同时为周老107岁寿诞庆生。 以下为张森根老师在搜狐文化“走向世界，走向文明——周有光先生111岁华诞座谈会”上的发言。

　　文：张森根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朝闻道集》、《拾贝集》等书策划人、编辑

　　为什么周老有那么大的感召力，气场那么大?当然不仅仅是因为周先生年龄超长。也许是迄今为止年纪最高的党外离休知识分子，更主要的是他的世界观、历史观和价值观震撼了当代千万文化人的心灵世界。傅国涌先生去年在一篇文章中说：周老生活到110岁是一种“异数”，到了110岁还思维清晰，“他是一个特殊的存在”。此话在理，我赞同。

　　大家知道，由于我国GDP体量巨大，中国正在大踏步、加速度地跨入世界，直接迎战西方霸主。GDP挂帅，外贸外交铺路盖桥，其声势、其场面、其震撼力，令世人瞩目、惊讶。虽然如此，我认为这并不等于中国今后就能长驱直入、行之有效地走进世界，眼前的种种也只是走进世界的一幕开场戏与一堂锣鼓经，离真正进入世界的大戏还有相当长的一大段距离。真正走进世界，就是要在政治文化、思想文化层面上与世界各国融归为一体，建构以合作共赢、共同价值观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其实，这一点，我认为顶层是心中有数的。去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联大的讲话中提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近几年，中央还多次提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利益共同体。眼下，目标远未完成。只有朝着追寻“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利益共同体的方向迈进，我们才能真正地走进世界。若能如此，这将是21世纪何等重要的大事啊!显而易见，我认为追求“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利益共同体，并不只是外交语言，策略上说说而已，也许会对今后意识形态领域里的调整与改革产生重大影响。当然，这是后话，有待观察。

　　真正地走进世界，首先要读懂世界。周先生的15个字：“要从世界看中国，不要从中国看世界”和他对“五阶段”论的否定的120多个字(我把它归纳为“三分法”，见他为马国川主编的《没有皇帝的中国》所写的序言)，是我们读懂世界的至理明言。循着周老的世界眼光和历史眼光去观察世界，我们就能懂读世界，从而真正地走进世界。他85岁至今的文章内容很丰富，但中心就是让我们读懂世界，从而真正地走进世界。他说自己要当世界公民，地球村村民。这方面许多学者都有论述，我这里不展开了。

　　在全球化时代，中国人终将真正走进世界，迟早迟晚，或顺或滞，这是大势所趋。李慎之说过，从1992年算起，人类进入了另一个以500年为周期的全球化时期，这个第二个全球化，是人类“自觉的全球化”，主要内容是经济市场化、技术全球化、政治民主化和文化多元化。他还提出：“真正的全球化有赖于全球价值的确立”，但要实现“人类理想价值”，就不能包括“无条件的”“敌对的意识形态的多元化”;“要出现真正的全球化价值标准，即使再过500年也不算长”。

　　谈起所谓的“敌对的意识形态”，我想到了周老103岁时写文章：《人类历史的演进轨道》一文中被删节的一段文字。周先生说：“先进国家都没有国定的意识形态，我们为什么要国定的意识形态?改革开放应当放弃国定的意识形态，实行百家争鸣。百家争鸣才能突破低度工业化和封建玄学的发展屏障。”

　　这段文字在周先生的《朝闻道集》和《拾贝集》中均被砍掉。尽管当下讨论意识形态问题是十分敏感而冒险的，但我认为他这段话没有必要删除。周先生是迄今为止年纪最长的党外离休干部，执政党3个30年的朋友，百岁老人想怎么说，就让他怎么说吧。出版社随便删掉他的文字，不就是剥夺他的言论自由权吗?这段话难道会“寻衅滋事”吗?还没有登出来你就删掉，不成了“有罪推定”吗?当然，出版社也是“高危行业”，它得服从意识形态主管部门的指令。这一这段涉及国定意识形态的话，不要说今天，当年也是非删不可的。

　　但是，改革开放的年代旣需要“顶层设计”，更需要思想家心明眼亮的前瞻性，勇往直前的批判性，和对中国未来走向、所处的时代的穿透力及判断力。一个的时代必定会产生一个时代的思想家。思想者、思想家和意识形态息息相关。但愿意识形态主管部门今后髙抬贵手，让思想家、思想者免于表达自由的恐惧，行吗?2011年8月19日，周老致信对我说，他的某一本书“出版时胆战心惊，删除多处文句，现在看來，其中很少触犯禁区，可否改正一些。”当然，真正的思想者也不太在乎这种“恐惧”的，周有光先生就是大家的榜样。理性地思考，平和地表达，是他一以贯之的人生目标，面对外界的各种压力，他安之若素。

　　环绕周有光先生的这段话，学术界原本可以进行深入的讨论。早些年就有学者公开主张对意识形态进行改革与调整，并认为只有这样，经济政革和政治改革才能进行下去。有的人主张“去意识形态化”，有的人主张克服意识形态的异化、制度化，恢复它的常态。执政党强调政治方向、政治信仰在意识形态上的高度统一性、划一性，我拥护并服从。这是政治意识形态。但文化、经济、社会领域毕竟有别于政治领域，不可能推行一模一样的政治意识形态。能否允许在这些领域与政治意识形态保持一定的距离?因此，主张超越意识形态的老套数，应该是可以考虑采纳的。多少年来我们在意识形态问题上吃的苦头怎能忘记?历次政治运动几乎都是从开启意识形态闸口而大大损耗民心的。邓小平早些年提出的有右反右，有左反左，反左是主要的判断，不是只管用三五年、七八年的，在整个转型时期都不该遗忘。据报中联部工作人员回忆，当年乔石在处理中苏两党争端时，就主张按“超越意识形态”的思路来解决问题，最终获得了成功。

　　周老并不否认意识形态的客观存在，只是反对意识形态与国家权力绑捆在一起，而主张超越意识形态的图腾化，摈弃迷信与教条。前几年我当面向周先生请教过关于意识形态问题，我问他：什么是意识形态?他说：意识形态实际上没有定义，无法下定义，定义都在大声髙嚷意识形态的人的肚子里(大意如此)。后来我们还讨论到，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结构与经济基礎的巨大变化、多种所有制的出现和利益诉求的多元化、文化的多元化，思想文化领域究竟还有没有姓资姓社的问题。他的回答很肯定：没有!我请教他社会科学有没有阶级性的问题，他親笔回答：“科学没有阶级性，社会科学当然也没有阶级性;把社会科学说成有阶级性，是特权阶级保护特权的欺骗。”前些年，他给我讲过隋唐以降儒釋道三教合流的历史，谈到过上个世纪30、40年代张申府、张岱年兄弟由孔子、罗素、列宁组合的中、西、马三流合一的故事。他告诉我的意思是，思想文化层面不可能是大一统的，只能是多元的，“六经皆吾注”的独占地位绝对不可能长久保持下去。他在1999年11月写的“千禧寄言”中写道：“自然科学是生产力的科学，社会科学是生产关系的科学，在重视自然科学的同时，必须重视和发展社会科学。不偏执于姓社姓资，不拘泥于西化东化，择善而从就能胜券在握。”周先生摈弃以阶级性划线的主张与另一位英国百岁学者科斯所提出的思想自由市场的概念是十分相近的。

　　当然，周先生的每句话也不是金科玉律，完全可以进一步探讨、质疑。文化的多元化与意识形态的一元化、独占化，是不是有矛盾?在经济领域不再以姓资姓社划线以后，思想文化领域是不是继续要以姓资姓社划线，仍然是一个吃掉另一个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如果思想文化领域依然是、更加是一个以姓资姓社划线的问题，那么经济领域里放弃以姓资姓社划线的决策，还能长久有效吗?如果“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在思想文化领域里长久有效下去，那么与上面提到的“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利益共同体，豈不自相矛盾?总之，诸如此类的问题理应展开深入的讨论，以求得大体一致的共识。自然，政治元老邓小平在经济领域不以姓资姓社划线的结论已得到公认，文化老人周有光带头在思想文化领域不以姓资姓社划线的观点，眼下还不可能获得承认。

　　我认为，在意识形态层面首先要分清楚对性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的问题。除了极少数人打着宗教或某种主义的旗号，明火执仗、直接挑战执政党的合法地位外，文化教育、新闻出版、社会科学研究层面上的绝大多数问题是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问题。前者可由政法部门按法治精神处理，后者只能运用“批判的武器”来解决。前者属于对抗性矛盾，后者属于非对抗矛盾。思想文化层面上的矛盾，说来说去不外乎就是正确与错误、进步与落后、保守与激进之间的不同主张罢了。这些方面的争议，那怕有点过激、极端，也依然是说服教化的问题，不能随便启动“武器的批判”。靠权力、专政手方段来处理，只能图一时之痛快，反而会造成更大的隐患。

　　我的研究领域很窄，知识有限，以上结合周先生一段被删除文字的发言，有什么错误，请各位指正。

　　最后，请允许我以周先生在他的口述史中的一段话来结束我的发言。周先生说：

　　“我的一生……不是处于一个太平时代。这个时代的特点影响了我的思想行动，但是由于我是‘温吞水’的性格，所以我在这么一个动乱的时代——‘时势造英雄’的时代，没有成就，我不是英雄，我是非常平凡的一个人。我今天在这里讲回忆录……是为了留给我的后代——如果有后代的话——空下来消遣。千千万万的人都是平凡的人，都是没有大作为的人，都是随波逐流的人，我就是其中的一个……平凡的人怎么生活，这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我对这门科学和艺术没有贡献，不过我的一生倒是有平凡生活的经验，如此而已。”

　　(2016.1.9写于拂林园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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