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人好吃好喝，不愿意干体力活，但收入绝不比一般的打工者低，可以说是一项低付出高收入的特殊行业。在县乡以下，这种情况比较普遍。说他们是黑社会吧，一般情况下他们也不打打杀杀，不犯法，不招惹是非，所以你也不好定性;但如果说他们务的是正业，又显然不是那么一回事儿，国家规范的行业中显然没有这一行。可以说他们是一股介于黑白两道之间的势力，出现这股势力，还是说明基层治理存在很大的漏洞。可以说，他们构成了如今乡镇秩序的阴阳两面。

　　谈到底层的越轨政治，还不能不提及乡镇场域中灰色势力对乡镇经济与社会的影响。所谓灰色势力，只是我的一种说法，而在我的田野报告人那里，其实基本上都是以“黑道伢们”来指称的，有的人则直称其为黑恶势力。之所以这样定位，是因为这些势力的核心人物往往有过犯罪前科，坐过牢，而现在也仍然在有意无意地借助于团伙的力量，从法与非法的边缘地带涉入地方经济与社会生活，形成有别于主流社会的生存之道。但是我以为，如若仅以此为标尺，而不是以对法律的违反及受到相应法律制裁与否为准绳，就在学术话语层面将其定位为黑恶势力，却未必严谨，并且很可能还会陷入一种法律上的叙说困境。因此，我还是以灰色势力来定位这股在乡域社会中若明若暗的力量，并以越轨的视角来探讨其在乡域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

　　在小镇的调研中，只要涉及开发和社会治安的话题，几乎所有的交谈者都会向我提及黑道问题，并说在如今地方上的许多开发工程中都有他们的影子，更有一种几乎是绝对化的论断：“没有黑道背景，你就根本不可能接到工程!”由此，灰色势力的问题进入了我的视野。不过，这又是一个难以展开田野调查的问题，因为叙说者多半都是以一种盖然性的语气谈及这一问题的，如果你要他们进一步举证说明，那多半是会被婉言谢绝的。对此，我能够理解，毕竟这是一个十分敏感的话题，它可能会涉及报告人对个人安全与法律责任的考虑，甚至也有可能会触及对地方治理绩效的评价，这些当然都是一个长期生活于本地的人不会轻易对局外人透露的。而这一问题的隐匿性又使得如我这样一个公开以调查者身份进入小镇的人几乎不太可能获得参与式观察的机会，因此，这里的记述也就只能是对田野报告人的盖然性叙述以及他们个人体验的整理。

　　灰色势力的崛起大约要追溯到上个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初，这些人在当初的确是一些滋扰地方秩序的流氓混混。那个时候，阶级斗争尚是有影响力的社会分析模式，因此，黑是黑，白是白，没有所谓的中间地带，流氓混混统统属于公安机关的打击对象，所以，这些人在地方上可谓恶名昭著，为一般百姓所不齿。这些流氓混混多出生于穷乡僻壤，是典型的农家子弟，他们聚在一起，没有明显的组织，往往以一两个因打架斗殴而闻名乡下的狠人为核心，结成松散的团伙，并活动于乡镇之上。因为贫穷的村落经济与邻里亲缘的村湾结构似乎不太有利于这种团伙的生长，而兔子不吃窝边草的行规和禁忌也使他们一般不在自己的村庄活动。1983年是乡下人迄今都还清楚记得的“严打”之年，在“严打”中，这些团伙的核心人物多因犯事而被抓入狱，其势力也相应地受到遏制。但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当那些经受了牢狱之灾的“老大”从劳改地放回来之后，却意外地发现当年严酷的生存环境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

　　此时，市场经济渐成气候，城郊型乡镇也进入初期的开发阶段，这些有过牢狱经历的年轻人虽然恶名远播，但是在社会价值急剧变迁的乡镇，坐过牢似乎也成了某种足以慑人的社会资本。“此时，社会观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80年代以前，人们崇拜英雄、劳模，那个时候，哪里出了这样的人，大家都十分羡慕，但很快地这些人就不值得羡慕了，人们开始崇拜那些有能耐、有板眼的人。狠气也是一种能耐和板眼，在乡下，能够让人害怕就是一种本事，所以，大家说起谁有本事，都是说谁狠，谁家的伢们是黑道、拳头大，谁家有钱。说起谁坐过牢，好像也不是在说一种耻辱，而是在炫耀一段令人生畏的经历，有过这种特殊经历的人总是让人不敢轻视。”于是，在这些人的周围迅速地聚集起一些既无望通过读书升学或专业技能跳出农门又不愿意在乡下辛勤务农的年轻人，他们纠合在一起，利用一般人不敢招惹的心理，开始在各个乡镇初步形成的商海中寻求有异于常人的谋生之道。

　　一是聚众赌博。不仅自己赌，而且为其他赌博者提供场所和安全保护，并从中抽头。据说一场下来获利不菲，“很是来菜”，于是，许多伢纷起效尤。但凡在乡村做过调研的人大都会对内陆乡村打牌成风深有印象，大量的闲置劳力和闲散时间使众多乡镇人群在基本生活稍有着落之后，往往以打牌度日，形成一道独具特色的乡土生活景观。而这其中，哪些属于游戏似的“家麻雀”，哪些又是职业性的牟利行为，实难严格区分，加之开发渐起后，诸多个体工商户和开发商也参与其中，使这一“全民同乐”的活动更具社会生态氛围。于是，伢们可以说是生财有道，并且逐步形成了各自的地盘和势力范围。

　　二是欺行霸市，垄断赚钱行业。例如，被屠宰牲畜的“下水”(又称“内货”)有一定的利润，这些人便凭借着人多势众，强行从屠宰户处买下来，再批发给一般商户，以赚取差价。

　　三是擂肥、吃黑，或通过“仲裁”纠纷以及代人收账等特殊行业而赚取利润。总之，在大中城市较为少见的现象在县乡以下却并不稀罕，是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不过，这些谋生之道毕竟不入正流，很难坐大，稍不留神还会阴沟翻船，招致法律的惩治。所以，在市场经济日益渗入乡村社会、正当赚钱途径已经愈益宽广的形势下，这些下三烂的营生至多也只能是作为这些年轻伢们“起本”时的小打小闹(或也可以被视为这类人群的一种特殊的资本原始积累方式)，一旦渐成规模，那些有板眼的老大就想脱去那层被指为涉黑的外衣，由黑变白，跻身于主流社会的商界名流之中，而此时，他们中的一些人也已经确实具备了这种能力和资本。

　　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相交之际，一些伢们开始经营建筑工程，并依仗自己的“名声”可能给别人所带来的“恐惧心理”，省却了建筑施工中可能与农民和商人之间出现的诸多治安麻烦。一般建筑老板在与农民打交道时，多遇纠缠，但工程只要到了这些人的手里，一般农民可以说是“闻风丧胆”，还有谁敢去主动招惹的?

　　于是，凭借着其特有的“效率”与“信誉”，他们的生意迅速做大。这也使得一些建筑工程的发包方更愿意将生意交给他们，而不是一般的商人。同样地，一些缺乏背景的普通建筑商也不太敢与这些有着特殊背景的老板争抢生意。于是，时势造英雄，这些人的“价值”体现也就从争强斗狠转向了集聚财富，并开始修成正果，进入主流。人们常说，战争年代体现一个人的价值是当将军，那么，和平年代体现一个人的价值就主要是聚敛财富，所以，如果不是考虑到这些人物过去的特殊身份，以及他们可能还在若明若暗地利用这种身份的特殊影响来经营和扩大生意，此时，即使用“灰色人物”或“灰色势力”来指称他们，也有可能不合适，甚至于会招致法律和政治上的被动。

　　乡镇地方标志性灰色人物的成功对乡村的一些青年后生无疑会产生某种示范效应，而这些成功人物生意的扩张又进一步为同类年轻后生的“成长”提供了“劳动力后备市场”，于是，一些青年人也选择以此为自己的人生之路。一位挂村干部向我讲述了他所挂的那个村庄近年来青年劳力中存在着的这种特殊流向。

　　“这个村庄三面临水，水系是潭湖的一部分，虽然临湖，农业的灌溉条件却不好，土地贫瘠。过去潭湖与长江水系相连，鱼多，村子里的人多以渔业为生，并逐渐形成一种特殊的行业，当地人称作‘鱼霸’。这些人以团伙为主，与各界老板相交，保护他们的利益，帮助他们解决各种麻烦。这些年，第一代老大的年龄增大，逐渐从前台退居幕后，有的人步入商界，经营起发廊、饭馆、歌舞厅。他们的生意需要人保护，于是，后起的年轻人前赴后继，做起了前辈当年的营生。现在，潭湖与长江之间修了两道闸口，鱼少了，做鱼生意的也少了，后起的年轻伢们便多以为各行业老板提供安全服务、收取保护费为生。这些人好吃好喝，不愿意干体力活，但收入绝不比一般的打工者低，可以说是一项低付出高收入的特殊行业。在县乡以下，这种情况比较普遍。说他们是黑社会吧，一般情况下他们也不打打杀杀，不犯法，不招惹是非，所以你也不好定性;但如果说他们务的是正业，又显然不是那么一回事儿，国家规范的行业中显然没有这一行。可以说他们是一股介于黑白两道之间的势力，出现这股势力，还是说明基层治理存在很大的漏洞。可以说，他们构成了如今乡镇秩序的阴阳两面。

　　“当然，也有搞跳了的，例如不同团伙之间因为矛盾而发生火并、不得已情况下的违法乱纪，也有人为此坐牢，也有打架送了命的，所以，民间又称这些伢们是‘吃血饭’的。当然，一般正经人，你做你的事，你不招惹他，他也不会来招惹你，他们主要是在生意场子上混，发展大了的，就开始抢夺各种开发项目。与他们相比，一般正经商人和村组都不占优势，如果一项工程后面有他们的影子，你就接不到工程。”

　　毫无疑问，灰色势力如今已经构成乡镇社会一道若隐若现的独特景观，而他们的活动对于地方经济与开发的影响，则可以从以下几位报告人的介绍中得到进一步的印证。

　　林靖南书记曾经向我介绍过他与这些人的交涉。他说：“在乡镇工作难度很大，既要与菩萨打交道，又要与魔鬼往来。乡镇社会红黑势力都有，有的黑势力还到政府逼债，强行承包工程，有的甚至要到了书记、镇长的家里。但我这个人性格刚硬，不吃这一套。刚来小镇时，政府欠有200多万元的债务，到了年关，就有人带话给我，说钱不还年恐怕不好过，我当时就对带话的人说，你也带个话，如果有谁敢到我家里来要钱，我敢要他死。结果，我当了这几年书记，还没有哪个人敢到我家里去要债。但这种情况在其他乡镇就说不准了，有的书记年前把手机都关了，也不接电话，躲起来了，只用一个秘密电话与政府保持联系。有的乡，黑道伢们甚至敢坐在政府办公室的桌子上强接工程，书记也不敢硬顶。但我不信这个邪，现在镇里正在修的一条公路有好几股势力想插手，但我下决心顶住。他们派了十几个伢们去威胁施工单位，要强接工程，导致停工。我要求第二天必须开工，结果第二天又来了两车伢们，我于是调动了派出所，抓了十几个人。但这些人被扣下后没有口供，不承认阻止施工，说他们又没有打架闹事，凭什么扣?派出所问我怎么办，因为按规定只能留置48个小时，我说那就先扣48小时再说。结果到了时间还是没有口供，按道理就得放人，派出所又问我该怎么办，我问没有口供，特殊情况是不是可以关几天?派出所说那还是可以的，我就让先关起来再说，结果就关了半个月。从此，施工就顺利了，没有人再来捣乱。”

　　林书记是镇里的一把手，只要他不软，灰色势力还是不敢以硬碰硬的，毕竟林后面有国家机器撑腰。自古以来，“民不与官斗”，也斗不过官，这一点道理谁都懂，也适用于这些人，但如果这些人吃住了某位干部的短处，或者彼此之间本来就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那就另当别论了。

　　但是，作为村里干部和一般个体工商户就多半不会像林书记那样行事了。工程是公家的事，而伢们却往往是冲着某个具体的人而来，所以，一般人就有可能因为怯场而让步。老罗坦言他就有过类似的经历：“我们村在1999年9月从京珠公路承包了一项土方工程，大约有11万立方米的工程量，合同刚一签订，这些人就得到了消息，他们到了我的餐馆，四处布满了人，为首的说话虽然还算客气，但明摆着是在向我示威。我开馆子也必然要有各方面的关系，要说怕倒也不是，但当时村里的干部都不敢到场，只有我一个人应付，所以，也只有就着他们。他们提出要接这笔工程，当时村里已经与一个包工头谈好，价格是5.9元一立方米，他们非要接，却提出6.2元一立方米的工程价，实际上就是强买强要，他们死缠着你，不答应就不撤兵。你说他违法吧，又不怎么违法，也是在谈生意，但生意有这样谈的吗?没有办法，最后好说歹说，他们同意让1角钱，以6.1元成交。当时我们还谈好由他们先垫资做，但干了三天，他们就停工了，说没有钱了，问我要钱，没有办法，村里只得又把钱给他们。结果，这项工程做下来，村里只赚了8万块，本来预计可以赚12万块的。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你说怎么办?也只能适应。只要他们不公开违法乱纪，连政府也对他们没有办法，何况我们?”

　　老罗讲的是村里与这些势力打交道的经验，一位在当地颇有实力的建筑承包商则向我介绍了他自己的感受：“我之所以能够接到工程，主要就是靠关系，我在红黑两道都有朋友。我很尊重官场上的人，下面就这么大，转来转去就是这些人，经常接他们吃吃饭，打打牌，彼此就成了朋友;而黑道呢，其实就是在场面上混的哥们儿，这些人在年轻的时候什么都干过，打架斗狠，拉兄结伙，有的还坐过牢，但现在他们都在经营正规生意了。因为他们有过那种名声，别人一般都惧怕他们，所以，他们的生意总比别人好做。生意场上仍然要讲兄弟相帮，这样别人就会让你几分，不敢敲诈你、找你的碴子，所以，还必须得维持这种关系。没有道上的朋友，在下面很难接到工程。”

　　灰色势力在进入主流社会之后，懂得维持与乡村社会中各色精英人物的关系，并习得主流社会的游戏规则。一位在小镇场街上有些分量的朋友告诉我，每逢年节，这些老大都会来看他，向他请教为人处世之道，而他也以自己的人生阅历规劝这些已入商海的昔日浪子要珍惜已经得到的正途。“既然已经成了气候，就要多结正果，要注意为人，再不要与人争强斗狠。自古以来，只有千里的人情，没有千里的威风，始终争强斗狠，终究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对政府的干部，你们也不要时不时地接他们吃饭，别人也要顾及自己的影响和威信，要玩那个味儿。你们也要为他们着想。此外，要想混大，一个赌、一个色、一个毒是务必要远离的，这三样东西是吃人的老虎。”这位朋友说，这些老大十分佩服自己所讲的这番道理，他们也知道自己的运气好，赶上了时候，才有了过去连做梦都不曾想到的今天，所以，一些聪明的人也拼命要抓住机会，进入上流社会。“看来，这个过程他们大体上已经完成了，许多人不仅赚了钱，还有了地位，获得了社会承认。现在这些老大坐的车，最差也是十七八万，好的有几十万的，这就是下面的情况。”

　　老大们已经进入主流，更多的年轻伢们好像还在“道”的路途上苦斗，并希望借此能够最终修成如前辈老大们那样的正果。由此，通过越来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包括如“狠气”这样的社会名声的积累)就似乎也成为一部分底层乡镇青年农民改变自身命运的一种选择。这种选择充满风险，却也同样充满诱惑，乡镇的开发工程源源不断，机会很多，而成功与失败就似乎全然在于各人的胆量和运气。

　　灰色势力的存在无疑是小镇基层政治与行政运作所要应对的一种环境，并且也增加了农民形象之“可嫌”的另外一副面相。

　　本文选自吴毅教授著《小镇喧嚣》，原题为《道上的伢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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