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江苏无锡发生一起引发广泛关注的医疗纠纷。71岁的侯老先生在无锡中诺口腔医院就诊,两天之内被拔除21颗牙齿。
家属称,老人原本只想补7颗缺牙、处理3颗松动的牙。但第一天拔了7颗,第二天又拔了14颗,两天后老人嘴里只剩下几颗牙。家属说老人不识字,却在知情同意书上签了字。
医院方面回应称,治疗方案基于“重度牙周炎”,所拔均为“二至三度松动牙”,已无保留价值,且患者本人签署了知情同意书。医院同时表示,家属是因拒绝缴纳后续种植费用而投诉。
几天后,无锡市滨湖区卫健委发布通报:经市、区两级口腔专家组技术评析,专家组“未否定”医院采取的诊疗方案,但指出医院存在“病历书写、术前评估不够规范、替代治疗方案告知不够全面”等问题,已责令整改。通报同时确认,两次手术的知情同意书均由“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患者本人阅知确认后签署”。目前,患方提出32万元赔偿诉求,院方未予认可,双方尚未达成一致。
官方结论有了,争议却没有平息。
如果无锡事件只是一起孤立的医患纠纷,或许不值得过多讨论。但梳理近年来公开报道会发现,类似的悲剧并非个案,而是一个正在全国多地反复上演的模式。
2025年,陕西宝鸡。一位63岁、体内装了4个心脏支架的老人,只因一颗牙不适,被当地一家口腔医院派车接去做“免费检查”。在未通知家属的情况下,一次性拔掉12颗牙,当场种了10颗,当天缴费18800元,还欠医院6200元。术后老人一度晕厥。当地卫健部门认定“存在过度诊疗”,市场监管部门查实“发布虚假广告”,表示将顶格处罚。
2024年,浙江永康。一位老人一次性被拔除23颗牙,同日种植12颗,13天后心脏骤停死亡。当地卫健局确认此事。评论区里,医生同行几乎都在问同一个问题:为什么不分次手术?为什么一次种这么多?
同年,上海。一位80岁老人被口腔门诊广告吸引,一次被拔9颗牙,结果出血不止、呼吸困难、尿失禁,被紧急送入ICU抢救。医生说再晚两分钟命都没了。
2025年,哈尔滨。一位77岁、患有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装了5个心脏支架的老人,一次性拔掉12颗牙、种植6颗,离开医院后吐血身亡。
2025年,西安。一位69岁老人一次性拔除6颗并种牙,4天后去世。司法鉴定认定,拔牙及种植为死亡诱因。
2026年8月,浙江温州。一位71岁老人因两颗牙松动,11天内分两次被拔除15颗牙。经警方调解,涉事门诊部退还了诊疗费用,同时承诺完成后续治疗。
从无锡到宝鸡,从永康到哈尔滨,从上海到西安再到温州,这些案例跨越了不同年份、不同省份,却呈现出惊人的相似性。高龄、有基础疾病、一次性拔掉大量牙齿、种植牙跟进、家属事后才发现、维权极其困难——这不是某一个“黑心医生”的个人行为,而是一条完整的、被反复验证过的商业路径。
这条路径的起点在哪里?要从种植牙的利润结构说起。
种植牙太赚钱了。 一颗种植体出厂价几百块钱,终端价格可以卖到一两万。拔掉的牙越多,需要种的牙就越多,收入就越高。每一颗被拔掉的牙,都对应着一颗需要付费的种植牙,这是最基础的算术。
在这个利益公式面前,“尽量保留天然牙”这个口腔医学的基本原则,在KPI考核面前就会变得不堪一击。当医疗行为被纳入业绩考核,手术刀就变成了收割镰刀。
老年群体恰恰是这套逻辑最理想的作用对象。他们信息辨别能力较弱,对“老掉牙”有根深蒂固的恐惧,容易被“免费检查”“免费接送”“赠送礼品”吸引。有媒体评论指出,针对老年人的“免费检查”“低价体验”往往是陷阱,不良机构以此吸引老人后“多拔多种”。在那些机构的眼里,走进门的不是一个病人,而是一个“行走的业绩”。
利益驱动解释了“为什么做”,但还不能完全解释“为什么能做成”。要让这套模式顺利运转,还需要几个关键的制度条件。
无锡事件的第一个核心争议,是那张老人签署的知情同意书。
家属说老人不识字。但官方通报措辞明确:老人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本人“阅知确认”后签署,程序上没有问题。
这就是第一道制度裂痕:法律只认“签字”这个动作,不认“理解”这个事实。
法律之所以要求知情同意,本意是保护患者的自主选择权,患者需要先理解风险,再决定治不治。但在现实操作中,这套流程被简化成了一个动作:把文书递过去,指一下签字栏,说“在这里签个字”。只要签了字,在法律上就意味着“知情”和“同意”。至于患者认不认字、看不看得懂、有没有人解释清楚,这些都被折叠进了“签字”这个动作里。
无锡这位老人按了手印。在那个瞬间,他失去的不仅是21颗牙,更是法律意义上几乎所有反抗的资格。那张纸不是平等的契约,而是一份格式化的“放弃抵抗声明”。 它保护的不再是患者的真实意愿,而是医院的形式合规。
有网友分享过自己的经历:想给家里老人种牙,老人有脑梗史,私立医院一口答应,说得天花乱坠。没敢去,跑了两家三甲医院,都说风险太大,不建议做。私立医院来者不拒,三甲医院谨慎保守。 两者之间的区别在于,前者把老人当生意,后者把老人当病人。
签字这道闸门一旦放下,家属事后维权的空间就被极大压缩。但即便签字有效,还有一个更根本的问题:谁来评判治疗方案本身是否合理?
无锡卫健委通报中最关键的一句话是:专家组“未否定”医院采取的诊疗方案。
为什么不否定?因为医学上有“重度牙周炎”这个诊断,有“二到三度松动”这个指标。虽然“两天拔21颗”在常识里听着骇人,但在专业术语的包装下,它可以自圆其说。
这就是第二道制度裂痕:医生拥有对“医疗必要性”的绝对解释权,而且几乎没有制衡机制。
在缺乏强制第二诊疗意见、缺乏多颗拔除术前备案制度的情况下,任何激进的“清空式”治疗,都可以被解释为“为了根治”的医学决策。 当医生既是治疗方案的制定者,又是“是否必要”的唯一评判者时,在利润的驱动下,治疗方案会自然滑向“利益最大化”,而非“创伤最小化”。
有口腔专家指出,患有高血压、心梗等基础病的老年病人,拔牙、种牙的术前评估需特别谨慎,不建议一次性做多颗拔牙手术。
有三甲医院医生在评论中直言:公立医院是不敢这样做的,能保就不拔,除非这些牙都三度松动、确实没保留价值了,但即使那样,也不会两天拔21颗。多位口腔专家指出,针对高龄老人,更稳妥的做法是先分次拔除、分段修复,优先采取保守治疗,尽量保住自体牙。
治疗方案的解释权被垄断,监管的介入就变得格外重要。但无锡的案例表明,监管的态度本身也存在问题。
回看无锡的官方处置:专家组没否定方案,但指出了“不规范”,责令整改。
这种措辞非常微妙。它承认了流程上有瑕疵,术前评估不够全面、替代方案告知不够充分,但小心翼翼地绕开了“过度医疗”这四个字。 因为一旦定性为“过度医疗”,就要牵扯赔偿、追责、甚至吊销执照。
监管选择了一条最稳妥的路:有问题,但不说是坏人。 责令整改,翻译过来就是“下次别这样了”。
但对医院来说,这是一笔划得来的账。用一次“整改通知”的代价,换21颗种植牙的巨额收入。 违法成本低得像一张纸,收割一个老人的利润却高得吓人。如果违规的成本始终低于违规的收益,那同样的故事就一定会一演再演。
更值得警惕的是,监管的介入节奏往往是被动的。舆情引爆了,才迎来“十几次检查”;家属反复投诉的那段时间,并没有等来同样的力度。这种“舆情驱动型监管”,本质上是在告诉市场:只要不闹大,就当作没发生。
而“过度医疗”的认定本身也并非无法可依。有法律人士指出,司法认定过度医疗主要看三点:是否违背临床规范、是否隐瞒保守方案、是否刻意扩大诊疗范围。 但问题在于,这些标准的适用在现实中往往需要依赖专家鉴定,而专家鉴定又高度依赖医疗系统的内部评价,这又回到了“同行评议”的闭环里。
把上面几点串起来,答案就清晰了:
利益驱动是发动机。 种植牙的高利润决定了“多拔多种”这条路径具有致命的诱惑力。只要这个利润差存在,就会有机构千方百计地研究如何“合规地”拔掉更多牙。
老年人是最好的燃料。 他们信息不对称、认知偏弱、容易被营销话术俘获,而且往往是独自就诊。家属不在场,意味着“刹车”失灵。
知情同意书是最好的刹车片拆除工具。 只要签字在手,法律上几乎无懈可击。至于患者是否真的理解了,这不构成法律障碍。
“必要性”由医生一人说了算,是最好的方向盘。 没有第二诊疗意见的强制要求,没有多颗拔除的备案机制,医院可以一路畅行。
监管的“不否定”是最好的通行证。 不否定方案,只责令整改,这既不是放行,也不是拦停。医院读懂了其中的信号:风险存在,但可以继续运营。
五个环节环环相扣,任何一个环节失守,悲剧都可能发生。而从无锡到全国各地的案例表明,恰恰在每一个环节都出了问题。
无锡事件的最终走向,大概率会和之前的案例一样:调解失败,进入诉讼,漫长的扯皮,一笔远低于预期的赔偿。老人失去的21颗牙永远回不来,而那张他看不懂的纸,会一直有效。
这听起来很灰心,但在制度漏洞尚未补上之前,有些事情是每个人可以做的。如果你或者你的父母要去处理牙齿,有几件事值得记住:
第一,如果父母要去拔牙、种牙,尽量陪同。 卫健委在无锡事件的通报中也承认了这一点:老人虽具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但认知能力较弱,建议家属充分参与。你的在场,是防止“过度治疗”最直接的一道防线。很多人事后才后悔:要是那天请假陪他去就好了。这个后悔,往往来不及。
第二,教父母一句话:“我要回去问问我孩子。” 不管医生说什么,都用这句话挡一下。这不是不信任医生,而是给自己留一个缓冲。只要没有当场掏钱、没有当场签字,事情就还有回旋余地。
第三,多跑一家医院。 特别是公立三甲医院的口腔科。花几十块钱挂个号,听一下不同的意见。如果两家医生都说保不住,那可能真保不住了;但如果公立医院说可以保守治疗,就千万别在私立诊所动刀。
第四,警惕“免费”。 “免费检查”“免费接送”“免费礼品”,天上不会掉馅饼。有口腔科医生坦言:真正的好医生不需要靠免费检查去找病人,他们的号都挂不完。
回到无锡这件事。71岁的侯老先生在两天之内失去了21颗牙。家属说他不识字,但那张知情同意书上确实有他的签名。官方说程序合规,但老人嘴里的牙确实没了。
当“程序合规”被用来回应实质伤害,当“签字”可以替代“理解”,当“必要性”由一个人说了算,当违规的收益远高于成本,那么明天躺在手术椅上被“合规地”拿走一部分身体的人,可能是你,也可能是我。
这个问题,和那个不识字、独自走进诊室的老人一样,不是在知情同意书上签个字就能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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