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6月29日，青海省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中医院发布通告：自2026年7月1日起，医院门诊输液大厅正式关停，全面停止门诊常规静脉输液、肌注、皮试等相关诊疗服务，不再接诊普通门诊输液患者。医院方面表示，此举是为严格落实国家、省市卫生健康部门关于合理用药、规范抗菌药物临床应用、严控过度输液的相关工作要求，保障医疗质量和医保基金使用安全。
这并非孤例。从东部沿海到西部内陆，从三甲医院到县级医院，一场旨在纠正 “输液依赖” 的医疗改革正在全国范围内持续推进。当曾经随处可见的 “吊瓶森林” 从门诊大厅逐渐消失，我们究竟该为此庆幸，还是担忧?
一、政策溯源：从“限抗”到“限输”
民和县中医院的举措并非凭空而来，其政策根基可以追溯到国家层面对抗菌药物滥用的治理。2016年，原国家卫生计生委等14部门联合印发《遏制细菌耐药国家行动计划（2016-2020年）》 ，标志着国家层面对细菌耐药问题的系统治理正式启动。在这一框架下，各地开始推动部分医院关闭门诊输液室。
紧随其后的是地方层面的密集落地。2016年1月，浙江省率先要求除儿童医院和儿科外，全省三级医院停止门诊患者抗菌药输液。 同年3月，江西省发布通知，鼓励有条件的二级以上医院探索取消门诊输液服务。2019年4月1日，南昌市全面取消二级医院门诊输液室，所有普通门诊(除儿科、急诊科外)禁止开具静脉输液处方。
截至目前，安徽、浙江、江苏、江西已明确出台对门诊输液的限制性措施，湖北、广东、甘肃等地的医疗机构也在逐步跟进。民和县中医院作为一家县级中医医院，正是这一全国性趋势下的最新实践者。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我国并未在国家层面对医院门诊输液做出统一的刚性规定，各地医院限制或取消门诊输液，主要是由省级卫生部门或医院自发决定。这种 “自下而上” 的改革路径，恰恰说明限制过度输液已经在医学界和卫生管理部门中形成了广泛共识。
二、医学逻辑：输液为何被重新审视?
在医学界，静脉输液给药被认为相当于一次“小型手术” ，是给药方式中风险最高的一种。口服药物需要经过胃肠道的吸收和肝脏的 “首过代谢” ，身体有充分的时间进行识别和反应；肌肉注射则通过肌肉组织缓慢吸收，同样存在缓冲机制。但静脉输液是一种侵入性、有创性的给药方式，药物未经人体天然屏障的过滤，直接进入血液循环，缺失了必要的缓冲保护，药物不良反应的出现率和严重程度都显著增高。
国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数据量化了这一风险。2023年全国药品不良反应监测网络收到不良反应报告241.9万份，注射给药占比56.3%，其中静脉注射给药占注射给药的91.1%。 2024年注射给药占比57.2%，2025年这一比例依然维持在56.0%的高位。正如专家所言，静脉注射一旦药物进入体内，几乎无法“反悔” ，相比口服药可催吐、洗胃等干预手段，风险明显更高。
民和县中医院在通告中指出，过度静脉输液主要存在以下几类健康风险：
过敏与休克。 输液使药物直接进入血液，其中可能引发过敏的杂质失去了消化道和肝脏的过滤屏障，直接作用于全身。轻者表现为皮疹、发热，重者可出现喉头水肿甚至过敏性休克。50%的过敏性休克发生于输液开始后5分钟内，40%发生在用药后20分钟内——发生越早，症状越重。
肝肾负担加重。 输入体内的药物及液体主要经肝脏代谢、肾脏排出，大量药物进入人体会显著增加肝肾的工作负荷，长期过度输液者可能伴有肝肾功能不全。对于已经存在心、肝、肾基础疾病的患者，这种负担尤为危险。
心脏负荷增加。 每输入1000ml液体可使血液稀释约10%，直接增加血容量，迫使心脏承受更高的泵血压力。对于心功能不全或老年患者，过量输液可能诱发急性心衰。
菌群失调与耐药性。 人体正常菌群相互制衡，维持着微生态平衡。大量输液，尤其是广谱抗生素的滥用，不仅杀灭致病菌，也破坏了有益菌群，可能导致菌群失调，甚至催生耐药菌株。一旦出现“超级细菌”，可能引发难以控制的二次感染，治疗难度极大。
静脉损伤。 长期注射浓度过高或刺激性较强的药物，可能引起静脉炎，导致局部组织红、肿、热、痛，甚至造成血管硬化。
正是基于这些风险， “能口服不肌注，能肌注不输液” 被世界卫生组织和国内医学界确立为药物治疗的基本原则。民和县中医院关停门诊输液后，所有普通门诊不再开具门诊输液医嘱，严格遵循这一原则，优先采用口服药物、外用药物等规范化治疗方式。凡是口服能够达到疗效的药物应优先口服，不仅风险更低、价格更便宜，也不需要专业人员辅助操作。
三、全国趋势：一场持续近十年的变革
民和县中医院并非先行者。公开资料显示，国内多家医院早在十年前就取消了成人门诊输液。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于2012年在新门诊楼投用后即取消了门诊输液。 2014年3月，北京航空总医院取消普通门诊静脉输液，明确规定门诊医生(除儿科、急诊、麻醉外)不得开具静脉用药处方。
此后，取消门诊输液的步伐逐步加快。2024年11月，湖北襄阳市中心医院停止门诊静脉输液(儿科门诊、急诊就诊患者除外)。该院医务处主任解释，不少门诊患者一感冒就要求输液，而感冒本身是自限性疾病，即使不用药，注意休息，一周左右也能恢复。过度输液尤其是滥用抗生素，反而增加了患者的耐药风险。
2025年6月，甘肃省清水县人民医院宣布停止普通门诊静脉输液。 2026年4月，广东省博罗县人民医院全面调整门诊静脉输液管理，明确可开具静脉输液的科室仅限于皮肤科门诊、发热门诊、肿瘤科门诊(日间化疗)、急诊儿科、急诊内科、急诊外科、急诊抢救室，其他门诊科室一律取消开具权限。
在北京，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北京天坛医院、北京佑安医院、航空总医院等都已取消了普通门诊输液服务。在四川，四川省人民医院已停止门诊输液；在河南，河南省人民医院也已实施类似措施。据不完全统计，杭州各大三级医院及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等都已停止门诊输液。各地调整进度不一，但方向高度一致。
四、患者之忧：当“非住院不输液”成为现实
然而，政策的推进并非没有争议。湖北省武汉市一位读者反映，他生病就医需要输液，但到输液室才了解到，湖北省内几乎所有大医院都取消了门诊输液室，病人若有需求，须先办理住院手续，进入病房后才能输液，导致本可即时解决的轻症治疗流程变得复杂繁琐。据反映，武汉大学中南医院自新冠疫情后就关闭了门诊、急诊输液室，患者如需输液只能选择住院或前往社区医院。
这种 “非住院不输液” 的极端做法，在一定程度上阻断了部分急需输液患者的便捷治疗通道。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侗曾介绍，医生判断患者需要输液主要基于两种情况：一是因各种原因无法口服药物，如胃肠道吸收障碍、患者昏迷等；二是所需药物只有静脉注射剂型。临床上，符合这两种情况的患者并不多，过去门诊输液中很大一部分是不必要的。 从北京佑安医院的实践来看，取消门诊输液对临床诊疗的影响不大，因为符合指征的患者仍可在急诊、发热门诊等处进行输液治疗。
北京医师协会副会长李宁也指出，取消门诊输液服务应避免“一刀切” ，大医院应保留高需求专科门诊和急诊输液服务，确保符合指征的患者能及时得到治疗。
民和县中医院关停门诊输液后，确实需要输液的患者可通过以下路径获得服务：转诊至急诊科就诊，或根据分级诊疗政策引导到基层医院或社区医院进行后续治疗。部分医院的儿科、发热门诊、肿瘤科门诊(日间化疗)等特殊科室仍保留输液服务。
五、深层逻辑：医疗理念的系统性转变
取消门诊输液背后，是一整套医疗理念的系统性转变。
减少交叉感染。 输液室空间相对狭小，患者集中，空气流通不畅，极易增加交叉感染风险。在呼吸道传染病高发季节，这一问题尤为突出。
降低滥用风险。 医学治疗的基本原则是“能口服不肌注，能肌注不输液”。过度输液增加了过敏、肝肾损伤、全身或局部感染等风险，而这些风险在口服给药中大多可以避免。
缓解耐药问题。 抗菌药是门诊输液中最常见的一类药物，滥用会使病菌产生耐药性，可能导致未来无药可医的困境。遏制细菌耐药已成为全球公共卫生领域的优先事项。
推动分级诊疗。 李宁表示，很多患者一不舒服就到大医院看病，导致大医院负荷过重、基层医疗资源得不到充分利用。取消大医院门诊输液，有助于引导患者利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基层医疗资源，确保大医院专注于处理急、危、重、难患者。
节约医疗成本。 不必要的输液通常导致药品过度使用和人力浪费。取消门诊输液能显著减少大医院在药品采购、设备管理、护理人力上的支出，提高整体诊疗效率。
与此同时，抗菌药物的监管也在持续收紧。我国对抗菌药物实行分级管理制度，特殊使用级抗菌药物不得在门诊使用。
六、庆幸还是担忧?
回到最初的问题：当“吊瓶森林”从门诊消失，我们该庆幸还是担忧?
答案是：两者皆有道理，但庆幸应多于担忧。
值得庆幸的是，这场持续近十年的“限输令”正在将输液从门诊的“常规选项”纠正为“最后手段” 。患者将不再动辄被输液，医生将更加审慎地评估输液的必要性。那些因过度输液而导致的过敏、肝肾损伤、耐药性等风险，正在被系统性地降低。这是一场以患者安全和医疗质量为核心的改革。
值得警惕的是，政策执行中需要避免“一刀切”的倾向，确保部分确实需要输液的患者不因政策而耽误治疗。此外，门诊输液的取消是否会导致住院输液的增加，是否会将输液需求从大医院推向监管相对薄弱的基层医疗机构，这些问题仍有待持续观察。
但归根结底，“输液”本身从来不是问题，问题在于“过度输液”和“不合理输液”。 正如博罗县人民医院所解释的：虽然输液是有效的治疗方法，但过度输液可能对人体造成伤害。将输液用在真正需要的时刻——抢救危重患者、补充体液、给予无法口服的药物——这正是这项政策的核心逻辑。
当“吊瓶森林”从门诊消失，我们失去的是一份“好得快”的心理安慰，收获的却是一份更安全、更科学的医疗环境。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应当庆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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