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8月，王岐山的岳父姚依林出任商业部部长、党组书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姚依林出任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就在这一段时期，王开始将一部分注意力从历史研究转移到改革和经济问题上。
当时，中国长期积累的各类国民经济问题开始显现。人们对于中国未来的走向感到迷茫，也存在分歧。1979年，全国提出建设10个“大庆”、30个“大化肥”，以及若干个“大钢厂”，“大跃进”中打了鸡血一样的时局隐隐可见。
这些急躁的政策，引起了社科院研究生黄江南的注意。当时在社科院的学生中，流行着一种小型沙龙，十来个年轻人聚在一起，讨论经济和社会问题。其中就有社科院研究生院的第一批研究生黄江南、朱嘉明，以及后来的社会学家李银河。
“(在“文革”结束之前)从70年代开始，就有很多小圈子。”李银河告诉本刊记者，当时气氛非常禁锢，“国家乱成那个样子，大家在圈子里会讨论一些政治问题”。当时圈子里最热门的书，有乔治·奥威尔的《1984》、德热拉斯的《新阶级》，以及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
在黄江南的记忆中，那时的讨论轻松愉快。“大家连玩带讨论问题，甚至还放个录音机在亭子里，大家一块跳舞。”
“文革”结束之后，这些小圈子迅速活跃起来。提起当时的年轻人，李银河形容为：“简直就是群情激昂，在压抑了10年之后，有解放的感觉，觉得中国有希望了。就是这样一种欢欣鼓舞的气氛。”
此后，黄江南结识了《农民日报》的记者翁永曦，翁将他的一帮朋友也带进了这个圈子。这些年轻人约定时间举行了三次讨论会。未曾想，由于口口相传，讨论会的影响力日趋扩大。第一次只有三五十人，第二次上百人，第三次则达到近千人之众。许多人慕名而来，彼此相互不认识。黄江南形容这样的相逢和聚会为“英雄不问出处，只较武功。”
在讨论会上，黄江南对国民经济结构失调的分析勾起了李银河的兴趣：“我们当时认为，80年代初，中国可能要出现一次结构性的经济危机。这个很重要，但是咱们小老百姓议论也没用，要让领导同志知道。” 于是，她把王岐山介绍给黄江南。
王岐山与黄江南等人聊了一次就理解了他们的想法，黄江南对王称赞不已：“岐山这个人，他不学经济真是可惜了。他异常聪明，对经济知识的吸收和理解非常快，第一次听就懂”。王岐山很快提议起草一个报告呈交中央。
于是，黄江南、翁永曦、朱嘉明，再加上王岐山，一行四人在北京车公庄附近的市委党校租了一个房间，在里头关了几天，写出了报告。在这篇题为《关于我国当前经济形势和国民经济调整的若干看法》的报告中，四个年轻人“预测了1980年经济将要出现的衰退，分析了衰退产生的原因，并给出了应对危机的对策。”
为了这份报告，黄江南遍查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各种经济数据，并得出结论：“58年、60年不是自然灾害”，而是“社会主义周期性的短缺危机”。如果不立即采取调整政策，那么过去的危机将有可能重现。
在报告中，王岐山主要负责分析危机可能造成的社会影响。“他是学历史的嘛，任何一个政策，都不是纯粹的经济问题，还是社会问题。”黄江南说。
报告完成之后，王岐山首先向姚依林做了汇报。此后，姚又当面听取了几位年轻人的阐述，深感此事重要，于是将报告转给了陈云。陈云批示：“一个学工业的，一个学农业的，写了一份很好的报告。”
这份报告最终转到了时任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处，赵在中南海一个会议室接见了他们。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次在这里听30岁以下的年轻人汇报工作。”赵紫阳在见面之初，这样对他们说。实际上，这次对话发生于1979年底，当时翁永曦32岁，王岐山31岁，黄江南29岁，年龄最小的朱嘉明28岁。
这次接见被后来人称为第一次“老青对话”，参与对话的，除了赵紫阳和三位年轻人外(朱嘉明此时在安徽参加改革会议，不在北京)，还有国务院负责经济工作的高层官员，包括姚依林、薛暮桥、马洪等人。
黄江南做了主报告发言。“我们当时年轻，初生牛犊不怕虎，很狂的。”多年之后，黄江南对《中国新时代》杂志的一次访谈中谈及此事，笑道：“我们当时认为自己发现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运行的规律。”
这些年轻人尝试着告诉国家的掌舵者们：社会主义是有经济危机的。当时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认知。以至于时任统计局局长的薛暮桥，当场批判他们“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最基本原理”，因为“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特有的”。
“他当时做了一个比较长的发言，发言的宗旨就是说，你们年轻人，理论都没学好，社会主义的我们不可能有经济危机”。在黄江南的回忆中，薛暮桥的发言最终被赵紫阳打断了，“你甭说了，我们不是听你说，我们听年轻人说。”
黄江南认为：“过去的领导层里并没有反对市场经济的。陈云也好，姚依林也好，发展市场经济是共识。只不过是进程的快慢问题，所谓稳健一点或激进一点。从骨子里面，没有一个人反对市场经济，也没有一个人要坚持计划经济。我们说的保守派还是改革派，其实应该说是稳健派和激进派。真正的不改革派是没有的，我从来没见过陈云说要反对改革。”
王岐山那时就提出“困难要向人民群众讲清楚”，二十多年后，王岐山在北京应对“非典”危机时，也是如此行事的。“要告诉大家，我们有困难，来了困难大家才不会怨恨。”
这次对话后不久，《人民日报》在1980年的元旦社论中，提到了“国民经济潜在危机”的警告，“这是中国第一次承认社会主义存在经济危机，是非常了不起的进步。”黄江南如是评价。 在那个充满了理想主义的年代，这次与中南海的直接对话，对当时的年轻人而言，无疑是一个莫大的激励。他们意识到，自己可以参与国家的变革。“应该说我们的意见当时中央听进去了，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决策。国策上从大发展转为大调整。从发展政策变成危机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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