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刚刚开放，国外很多科学前沿，大家并不知道。”黄江南告诉记者，《走向未来》丛书的诞生就是为了“把全世界人文科学的前沿，用简单明了的方式，介绍给国内的青年。” 这套丛书致力于普及西方先进理念，其编委和原创书目的作者，大多是当时国内优秀的知识分子。丛书上市之后，各地纷纷抢购，不断再版。“这套丛书已经是现代中国人精神史的一部分。”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朱晓阳这样评价，“这是那个时期中国自由思想界的象征和中坚，其地位有些如《新青年》之于五四时代的人。”
1986年，农村发展所成立，王岐山出任所长。他依旧嗜书如命，喜欢给朋友们开书单。他当时推荐的书是日本前首相吉田茂写的《激荡的百年史》，这本书从明治时期日本打开国门、致力维新说起，一直叙述至二战之后在废墟上重建日本，并创造经济奇迹的整个过程。 据当时在发展所工作的王振耀所述，“读《激荡的百年史》，就是要提醒大家日本在现代化中走过的哪些路我们应该避免。改革有了成就后，还会有危险，会遇到崩溃、战争，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前瞻性的问题。”
“他是在引导大家。”王振耀说，“他跟我们一块儿学，听我们每个人发言。他一般不发表自己的看法或者和大家针锋相对，而是会提出问题，让大家思考”。王岐山并不拘泥于改革与保守的标签，“而要从更宏观的角度看问题”。
在王振耀看来，在王岐山手下工作非常舒服：“发展所里写了那么多文章，没有一篇署他的名字，他参与讨论、起草，但要求不署自己的名字”，“现在有些领导写文章愿意署名，领导一署名，底下人怎么署?领导署在最前面，那些写得多的人署在他后面?王岐山有他的领导方式，他不署名，反而大家好署名。他很自觉，(各方面问题)他都给你考虑到了。可能外面人看来，王岐山很凶，很狠，但我们在他手底下工作的人，很舒服。”
王岐山以自己独特的工作风格和组织协调能力，带领着发展所的年轻人，激发他们的思考。并把他们的主意向杜润生汇报，落实到农村的改革中。“他知道你思想的价值。”王振耀感慨道。“他从那时候就不愿意说一些套话，一直到他当省委书记以后，还是讲话不打稿。”
王岐山处事的特别之处，还可从另一件小事中窥一二。有一次，王岐山和黄江南一起到河南省某县，县里的领导招待他们。河南省有“灌酒”的风气，餐桌上，该县的一个办公室主任，拿起一杯酒顶在头顶，跪在地上，对王岐山说，到我们这来，这酒一定要喝，你不喝我就不起来。
“要一般人就说起来起来，就喝了。岐山呢，就不喝。他不是完全不能喝，但是你以这种方式胁迫，他就不屑一顾。他说，你喜欢跪着就跪着吧。”黄江南至今回想此事，仍颇感惊奇。“王岐山继续和其他吃饭的人谈笑风生，留他一个人跪那。”
如此场面让黄江南倍觉尴尬，因此他主动提出替王岐山饮下此杯。王岐山却不同意，只说“他喜欢跪就跪去”。最后这位办公室主任只得起身。
“不买账，你愿意跪就跪着，我理都不理，我不但不喝，我也不劝你起来。”黄江南说，“他经常会有一些超乎寻常的处理方法，我想一百个人里都不会有一个人这么做。”
莫干山上的大旗
“包产到户”的开展，使得中国农村的局面大为起色。1983年，农民取得了空前的大丰收，人们对国内的改革前景更加乐观。但是城市的改革却进展缓慢，保守势力仍较强大，在意识形态领域也颇为谨慎。
在此背景之下，活跃在改革前线的年轻人们，认为有必要组织一次全国性的讨论会。一方面研究城市经济改革的问题，另一方面，也让处于北京之外的优秀青年，有机会参与到北京日渐高涨的青年研究大潮中。
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召开这样一次全国性的改革大会，是要承担一定政治风险的。
1984年5月，在安徽合肥，曾召开过一场旨在“把全国的改革者联合起来”(温元凯语)的会议，这次被民间称为“改革者大会”的会议，由于锋芒毕露，受到了中央领导的批评。 “改革者大会”之后，再召开全国性的同类型会议，便显得异常敏感。为了规避风险，增加合法性，会议的组织者们想到了采用新闻机构联名发起的方法。
1984年6月12日，《经济日报》刊登了一条两百字的简讯，作为会议征集论文的启事。简讯称，会议由《经济日报》《经济学周报》《世界经济导报》《中国青年》和浙江省社会科学院联合召开。后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青年报》《中国村镇百业信息报》《经济效益报》和浙江省经济研究中心也加入了联名的行列，可谓声势浩大。
“当时人们的思想很单纯，纸媒的认可度高，大家认为只要是报纸上报道过的肯定是正确的，这对我们取得更多人的支持非常重要。”黄江南坦承道。
这次会议被命名为“中青年经济工作者学术讨论会”，时任浙江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的刘佑成表示愿意提供杭州德清县境内的莫干山，作为开会的地点。莫干山会议沿袭了之前“北京青年改革者”圈子内“英雄不问出处”的规矩，采取“以文选人”的方式。在评选论文的过程中，提出“五不讲”，即：不讲关系、不讲学历、不讲职称、不讲职业、不讲名气。
只要论文被选上了，就能上山参加会议。“从现在看，对很多年轻人来说，这都意味着人生最大的一次机遇。”黄江南称。从6月12日开始全国征文，到8月15日两个月间，会议组织方收到了来自全国的1300余篇论文，平均每日二十余篇，作者遍布各行各业。会议筹备者们最终从中选出了124名代表参会。其中最年轻的，是来自西北大学的张维迎，当年他只有24岁。
作为会议的组织者之一，王岐山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不可小觑。著名经济学家华生也曾参加了莫干山会议，他后来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莫干山会议“最主要的实际组织者和领导者是王岐山，那时他是杜润生手下的“大将”，80年代初我们都是从他那儿领出差费到农村去调研。” 有政府背景的人中除了王岐山，上山的还有国务院总理赵紫阳的秘书李湘鲁、国务委员张劲夫的秘书孔丹。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当时政府对莫干山会议的姿态。莫干山会议从9月3日到9月10日，前后历时8天。参会者上山时不能带着论文，只身上山，以防止念稿。由于会程紧凑，思想碰撞激烈，参会的年轻人常常从白天一直激辩到晚上，精神持续亢奋。长会开完之后，许多人都生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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