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此之后，四个年轻人就经常凑在一块讨论研究、写报告。从生态、农业，到经济体制改革，无所不谈。“因为中央领导都比较认可，凡是我们送的报告，他们都比较重视。所以这个报告就成了一个系列，就叫‘四签名’。后来也不知道谁就给改成‘四君子’了。”
“四君子”名气越来越大之后，各部部长不时会带着一些司长请他们去做报告、提建议。
1980年夏天，黄江南和王岐山来到广州，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任仲夷请他们为广东的经济改革出主意。于是二人着手开始调研工作，花了大量时间与省政府各个部门进行座谈，并走访各县、市及农村。
“广东每个厅局的一把手带上各个处长，都来给我们汇报。我们当时给他们发提纲，就是问卷，让他们先做功课。做完功课他们来对着我们讲，我们就提问，一个个回答问题。”
紧张的调研之后，两人开始着手起草报告。当时的广东正值盛夏，“我和岐山热得呀，那会儿也没有空调，就光着膀子趴在瓷砖地上，瓷砖地凉快点嘛。在小凳子上写，小凳子放在电扇底下，我们俩就趴那写。”
报告完成之后，任仲夷召集所有负责经济的省长、副省长和厅局级干部至省委招待所开会，由黄江南和王岐山对报告进行说明介绍。
“我们提出要重点依靠香港这个窗口，引进管理和技术，发展外贸型的经济结构。七山一水二分田嘛，广东省农业要以发展出口型产品的农作物作为方向。”
后来广东省的发展进程，与这份报告基本吻合。但在这次会议上，王岐山和黄江南还是受到了尖锐的质疑。“我们说广东粮食不用自给啊，不用以粮为纲啦，进口也行，内调也行。广东地少嘛，要改成为出口服务的，要提高它的价值。”
在民国时期，由于战乱和交通阻绝，广东省曾发生过惨烈的饥荒。饿殍遍地的景象给经历过这段历史的广东省领导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当时就有领导提出“以粮为纲绝对不能动”。会上，还有一些老干部对改革开放后出现的投机倒把现象深恶痛绝。“有痛哭流涕的，老同志的意识形态不能接受。”
对此，王岐山和黄江南提出了“改革污泥期”的概念。“改革首先要走出第一步，一开始肯定会有一些泥沙俱下的时候。莲花只有顶破那层污泥出来了，才能开出秀丽的花朵。要是想从一开始就干干净净的话，那改革就没法搞。这个成本我们要允许，不能因为有这些我们就不动了，就不改了。不干净我们也要改。”
田埂上的改革者
在1984年之前，中国经济改革的重心主要停留在农村，涉及城市的改革相对较少。
“文革”结束之后，一些知识青年对农村的经济、社会问题产生了浓烈的兴趣。在成功举办了几次讨论会之后，为了更好地研究改革问题，年轻人们筹划着成立一个机构。“大家一合计，成立了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简称‘农发组’)。”黄江南回忆。
当时农发组的成员以学生为主，其中包括后来的知名经济学家周其仁，以及邓力群的儿子邓英淘。作为一个由年轻人自发组织起来的民间机构，农发组还得到了两位中共高层人士的支持，这在今天是难以想象的。一位支持者是邓力群，另一位则是时任国家农业委员会(简称“农委”)副主任的杜润生。两人亲自参加了农发组的成立大会，虽然所谓“大会”也不过只有三四十个回城知青。
经过邓力群与国家计委的沟通，农发组被挂靠在社科院农经所，经费则由农委发放。
1981年，农发组在杜润生的带领下，开始参与起草中央一号文件。这份名为《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的文件改变了中国，文件中肯定了“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包产到户”自此合法化，人民公社在政策层面被瓦解了。
此后，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简称“农研室”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成立，两套班子一套人马，杜润生任主任。原有的国家农业委员会则被撤销了。
农研室由于坐落于北京西黄城根南街九号，又被习惯地称为“九号院”。
1982年，由于杜润生的赏识，王岐山被借调到农研室。他在九号院一呆就是7年。
九号院里曾流传着一个调侃“四君子”的顺口溜：“翁永曦的脑子黄江南的嘴，朱嘉明的文章王岐山的腿。”黄江南对这一调侃并不以为然。在他的记忆中，每当需要打印文件，或者送报告，王岐山就主动跑腿。“他经常说‘这事我去’。只不过是不摆架子，小事他也干。不能因为这个就说这是‘腿’。这都是外面人调侃的说法。”
“同事、朋友们找他帮忙或议事，总是很热心，骑个小摩托，挺忙乎，累得跟驴狗子似的。”翁永曦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回忆，这辆引人注目的小摩托是王的亲戚所赠，在当时给了王岐山很大的帮助。
王岐山在农研室的工作主要是安排递送文件资料、组织会议座谈，“保持基层任职年轻人与中央农研室密切联系”。赵树凯当时在农研室任办公室秘书，在他的印象中，王岐山“广泛交往”并且有“很强的组织能力”，先是担任联络室成果处处长，很快又被提拔为该室的副主任。
《三十年三十人之指点江山》一书中记载了张少杰的回忆，农研室设立联络室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保持与农发组的沟通，安排农发组的年轻人进行一些农村调研。“农研室有什么项目，我们就接过来，然后拉上一帮同学一起做。我们那时没事就跑到王岐山的办公室，问他最近有什么事、有什么想法。他就会告诉我们，比如最近农村有这么一些事，你找几个人跑一趟怎么样?杜老最近要抓一下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你们去调查一下吧，如此等等。” 在农研室的这些年里，王岐山的办公室是年轻人聚会、讨论的重要场所。除了农研室的工作外，当时王岐山还积极参与了80年代的思想运动。当时广受知识分子欢迎的《走向未来》丛书中，就有王岐山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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