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替邓小平说了话：“邓小平这个人，我总是替他说一句话，就是鉴于他在抗日战争跟解放战争中间都是打了敌人的，又没有查出他的别的历史问题来，什么叛变哪、自首呀，这些问题。”
这样的评价保全了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记载，时隔多年之后邓在讨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说：“虽然谁不听他(毛泽东)的话，他就想整一下，但是整到什么程度，他还是有考虑的。”
邓小平在红军长征时期在一方面军工作，抗战时期则来到一二九师，这是过去四方面军老部队改编而成的，这使得他多年后能够比较好地平衡昔日的“山头”，他和刘伯承在八年中把一支一万多人的队伍带到了30万正规军的规模，而后又执行了“千里跃进大别山”这一外线作战任务。这是一个凶险的战略意义上的任务，要穿过沼泽地黄泛区，冒着被合围的风险在山区苦苦坚持，等待友军取得战果。
毛泽东这时打电报给“刘邓”，说陕北“甚为艰难”。邓小平的坚持能够吸引敌人更多的兵力，减轻陕北的重压。他完成任务很好，于是很快迎来了这场战争中的最大荣耀，毛泽东亲自对邓小平说“我把(淮海战役的)指挥交给你”。
昔日的功绩是邓小平服众的根基。而在1977年恢复工作之后，邓小平得到了叶剑英元帅的支持。
这位老帅的人望和资历颇深，而且比邓小平年长7岁，这使得邓小平可以放手去对军队做一系列的改革，1979年中越边境战争中，这支军队战术训练的不足正在表现出来。邓小平努力进行改革，在1981年举行了10万人规模的华北“802”大演习。
1980年代，邓小平的主要精力在于裁军，这就是令世界惊讶的“百万大裁军”，他节约下军费来发展经济，也把军队的干部和士兵送回地方投入建设。这是一件得罪人的事，许多曾经在各种战场上威名赫赫的部队被合并和取消，而他要求这些军队服从经济建设的大局。邓小平从总部机关开始裁撤，尽管自己曾经担任总参谋长多年，同时1985年还裁撤了昆明军区，这是二野的部队，邓小平是二野的老政委，昆明军区一度认为自己将会接管成都军区，但最终中央的命令是昆明军区并入成都。
对老战友老部队动刀，不是因为要借此立威令人服气，而是成都的地理位置和各种综合考虑使得它是比昆明更合适的大军区所在地。
傅高义在他的邓小平传里这样形容这位领导人的做事风格，“有些人觉得与周恩来和胡耀邦相比，邓小平待人就像对待工具，视其是否有用，邓小平16岁离开家乡后再也没有回去过，他以此清楚地表明，他要报效的是整个国家，而不是任何地域、派别或朋友……下属认为它是一个严厉、急切、要求高但讲道理的监工，他们怀着敬畏与他保持距离，他是献身事业的同志，不是可以违背组织需要的仗义朋友。”
邓小平不会像彭德怀那样对打得好的那个军高呼“万岁”，但他也并非一个感情淡漠的人，即使裁撤了二野的部队，他仍然会在会见写二野军史的老同志时回忆每一仗的细节，包括曾经对不住哪个起义的国民党将领，他会认真地说：“在整个作战过程中，可以说没有任何一个部队没有完成任务的，全部能够承担艰难的任务，一个新部队也能很好地完成任务。”
就工作本身来评价工作，这已经是他对自己部队的最高评价。
强国的影子
他的治国思路延续至今，他设立的许多制度仍然在平稳运行，他为一个强国似乎已经勾勒出了一个模糊的影子。
大多数中国共产党人持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这种观点的核心就是有一个历史的必然，同时具体由谁来完成则具有偶然性，历史会选择最适合的那个人。
对毛泽东来说，当博古和李德无法指挥那支疲惫的军队走出云贵川的泥泞之时，就必然会有力量走向前台执掌这个事业。而对邓小平来说，当所有人都希望恢复高考，搞经济建设而“两个凡是”会变成桎梏的时候，也必然会有一个力量推着他走向前台，继续这个事业。这就是历史潮流。
邓小平就是放开手刹，让整个国家加速的那个人。
跟不上的人虽然可惜，但是也只有淘汰一途。在评价几代领导人的时候，邓小平曾经在1989年评价道：“华国锋只是一个过渡，说不上是一代。他没有自己的东西，只有‘两个凡是’。”但是在职务上，他仍然在华国锋辞职之后给予了华国锋足够的尊重。他尽力不让政治路线的分歧变成你死我活的争斗，这样的争斗往往会毁掉共同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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