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对象
梁鸿，文学博士，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文系教授。致力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乡土文学与乡土中国关系研究。已出版《外省笔记：20世纪河南文学》等多部学术专著。非虚构文学作品《中国在梁庄》分别由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出版、香港商务印书馆2011年出版，获“2010年度人民文学奖”、“《亚洲周刊》2010年度非虚构类十大好书”、“第七届文津图书奖”等。2013年著有新作《出梁庄记》。
乡愁是每一个现代人模糊的遥远的失去。
“村庄的溃散使乡村人成为没有故乡的人，没有根、没有回忆、没有精神的指引和归宿。它意味着，孩童失去了最初的文化启蒙，失去了被言传身教的机会和体会温暖健康人生的机会;它也意味着，那些已经成为民族性格的独特品质正在消失，因为它们失去了最基本的存在地。”
在过去十年里，村庄以每天约80—100个的数量迅速消亡，而如今，在新城镇化的背景下，中央提出要记得住那份乡愁。而那份乡愁，是一种古典怀旧的情结，还是作为一种现实的存在?为此，专访《中国在梁庄》与《出梁庄记》的作者、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文系教授梁鸿，以她重回乡村的痛感，给这个时代的乡愁提供一种出路。
因为她在《中国在梁庄》一书中曾这样提到，不曾认识梁庄，或许我们就不曾认识乡村;不曾认识乡村，何以认识中国?乡土中国如中国的缩影，乡土中国“病”了，城市中国的繁荣最终只能是幻影。
破败乡村的痛感 不只属于乡村
问：您写《中国在梁庄》以及《出梁庄记》，都是带着一种难以割舍的乡愁，回到您的故乡河南邓州的农村梁庄。那么，您作为读书人回到家乡，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梁鸿：其实我觉得可能还是对故乡内在的逻辑的不熟悉。尽管回家之后亲人还是亲人，很快就可以非常亲密，但是对乡村运转的内在逻辑就需要重新去整理。因为多年后已经陌生了，具体的生活状况、具体的情感方式也不是特别熟悉，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可能非常重要。
比如说你不知道他们发生了什么事情，你不太清楚这些事情的来龙去脉，因为你可能只听说了一个故事的大概，然后你需要重新叙述，也需要重新去寻找往日生命的状况。
所以，我刚才说的乡村逻辑，指的不是社会逻辑和理论逻辑，更多的还是一种情感逻辑，这是我更看重的一个东西。这两本书我还是用一个文学的方式来记述乡村的故事、乡村生命的一种状态，想传递乡村里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的夫妻之间、父子之间、长幼之间相处的方式是什么样子的，他们又经历了什么事情，经历了怎样的悲欢离合。而这些，之前我可能最多只听了一个梗概。
问：您在《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两本书里，都提到了回到乡村的“痛感”，具体指什么?
梁鸿：回到乡村的痛感，可能更多的指一种对个体生命的感受能力吧。在我们今天这样的社会语境里，乡村和农民已经被符号化了，被问题化了，我们总是把他们作为一个群体来看待，而没有把他们当作一个活生生的生命的存在来看待。所以我觉得，所谓的痛感是必须击中你我——他是一个人，他的眼神是什么样子的，他的姿态、他的表情、他的个人诉求，他经历了哪些伤痛——当你把他们作为一个人来叙述、来倾听、来抒写的时候，可能你自己就会有一种痛感。这时，你没有把他们作为一个问题，他不仅仅是一个社会的病症，他是一个人，一个特别鲜活、有期待，有向往家庭团结的这样一个人来描写，我想这才是一种痛感。
我希望把梁庄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呈现出来，哭、笑、痛，一个眼神，动作和姿态，都细致地描述出来。当然，更大层面来说，痛感就是我们自身所在的社会结构。
问：这种痛感，不光是属于乡村的。
梁鸿：对，是整个社会面临的痛苦。我希望我呈现的东西，是经过我的思索、我的求证、我的思辨之后的一种感觉，它不是一种决绝的肯定或否定，它本身是矛盾的。我希望把这种矛盾状态让大家看到，包括决策者看到，他也来思索，思索我们的乡村、我们的民族为何如此矛盾地存在。
问：其实不仅仅是你笔下的梁庄，中国近十年来每天消失80至100个村落。您认为，村庄为何逐渐破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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