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我觉得，费孝通所强调的乡村结构，在今天依然有很多存在，只不过被越来越窄化，窄化的同时也越来越负面化，比如说在城里面有什么河南帮呀、安徽帮呀，跟别的帮打架呀，跟原住民打架，都是因为这个帮没有地方落地，这才使得他们悬空，去争夺自己的生存空间。
问：但是这种以农民进城群居的小梁庄方式，还能不能保留一些乡土的传统，在他们身上能延续多久?
梁鸿：这就很难说啦。这要看我们城市进程的步伐有多快了。乡土的传统在他们身上能延续多久，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大的疑问。
问：因为我总觉得，现在他们能够依托熟人网络群居在城市的某个地方，但他们的慢慢散开已是一种必然。
梁鸿：一定会“被散开”，就像城市化，把农村拆了，原来大家是依宗族而居，现在都上楼了，之后大家空间感就慢慢没有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立的家，而空间感的变化一定是精神方式的变化，大家楼上楼下，谁也不认识，慢慢的交往越来越少。
而原来，大家都有院子，一起晒个太阳聊聊天，吃完饭串串门，如今空间方式一变，这种生活方式就越来越少。当它再被呈现的时候，越少就越是变得负面，你只能用另一种文本来关照它，用另一种文明的结构去解构它，它只能是一个负面的东西。所以你说它还能保留多久，这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它可能很快就没有了。
这里已经早已成为一个巨大的悲伤之地
问：你之前说过，整个社会都在抛弃乡村，这里也包括农民。但在传统观念里，故土难舍是最基本的情愫。农民也抛弃梁庄，仅仅是为了谋生吗?
梁鸿：在城市化发展的大潮下，农民怎么可能逆潮流而动呢?他只是被裹挟着往前走的，所有的社会观、价值观都告诉你，城市让生活更美好，那你怎么能让农民一定要留在乡村，过苦日子?这个社会的资源都在朝城市倾斜，农民只能被裹挟着进城。
所以，在整个社会都在抛弃乡村，而这里早已成为一个巨大的悲伤之地，充满着被遗忘的历史、记忆、知识和过去的神灵。
问：那么，以农耕为基础建立的这种传统的乡村文化，到底在城镇化进程中该如何走呢?
梁鸿：我们要建构一种多样化的生活方式，多重空间的生活方式，比如说我们的农民要慢慢的去规模经营，我们可以让一部分农民变成市民，但如果我们考虑到这个乡村它很有历史的价值，比如说它有古建筑，有好的山水，有生态，我们就完全可以把这个村庄保留下来，来慢慢建构一个比较好的家园，让他们在家也能生活的比较好。但你不能说让人家很穷，又非要待在家里，不让人家走，这是没有权力的，谁也没有权力告诉农民你一定待在某一个地方。你要人家非要变为市民，非要成为农民，这都是不公平的。农民是自由的，但问题是我们能塑造一个什么样的空间给他们呢?
问：您之前在书中这样说，“村庄的溃散使乡村人成为没有故乡的人，没有根，没有回忆，没有精神的指引和归宿地。”这样一种解读背后，您又是如何看待最近中央提出城镇化进程中要记得住乡愁?
梁鸿：提法当然是很好的，乡愁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乡愁不是一个古典意义的怀旧，它就是我们的现在，它是一个非常具体的东西。对于中国的生活来说，它是特别具有现实性的一个词语，因为乡是包含着中国文化的结构，中国文化的内容的一个地方，是最基本的一个承载体。如果乡没有了，那愁就没地方放了，你的性格的来源，你的文化的来源就失去了它的依存地了。反过来说，有人说乡有很多问题，但很多问题也不能说它没有任何优点，因为毕竟传承了几千年，但一旦乡没有了，愁就真的没有地方安放了。所以乡愁是一个非常具体的词语，而不是简单的抒情，更不是一个遥远的怀旧情结。
问：其实，留得住乡愁，便牵涉到乡村重建问题。那您怎么看城镇化背景下的“新农村建设”的作用?
梁鸿：这是一个双刃剑。有可能拯救农村的衰败，恢复它的活力和生命力;有可能是一个历史坍塌的开始，农村彻底地消失和灭亡。
有一个根本问题一定要问，我们到底要建构什么样的“新农村”?经济发展当然很重要，但“新农村建设”不仅仅是经济问题。
我常听到基层官员，包括研究农村问题的学者说：我让你住楼房，多好的事情，你干吗不住，要上吊，要躺在那个铲车下面?那么反过来问他们：你有没有考虑到农民的意愿?他花一辈子盖了三层小楼，住在里面非常幸福，突然有一天你告诉他：我给你盖个公寓楼，地还能赔你一些钱。你觉得他会信你吗?你觉得他愿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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