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鸿：这里有个政治的原因，有发展的原因，乡村的破败更多的是我们发展方式本身所决定的。就发展方式来说，我们的发展是朝着一个单面的、现代的、都市的方向在发展，所以，这些东西都会造成乡村的破败和空荡荡的状况。所谓空荡荡，指的是人的空荡荡和文化的空荡荡。
所以，当我们说乡村必然会沦陷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考察这个必然背后的驱动力是什么，它的原因是什么，难道这就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吗?有没有人为的加速动力?比如说城镇化，城镇化要注重镇，镇是一种多样化的生活方式的建构，有城有镇有乡有村，这样我们的生活是多层面的，但是在实际生活中你会发现，打着这样一种让农民生活变好的旗号，实际上是把村子拆掉了，变成了城。反过来再看，是不是农民只有进城才是更好的生活方式呢?这也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为什么不可以是更好的乡，更好的城呢?这里能否提供一个自由的选择呢?
问：所以您提到的农村“没人”了，更多的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没人”，或者说是传统生活的退败。
梁鸿：乡村的整个中壮年几乎都不在家。留在村里的老人、小孩大多也只是生活而已，很少能够对村庄的公共建设和发展有真正的参与。而这些，从宏观的政策演变就让人们慢慢觉得，乡村发展应该是这样，必须要经历这样。乡村衰败以一种必然的思维方式出现，这才是我们今天所要面临的问题。
我们要对发展这个词本身做一个界定，什么样的发展是我们想要的发展、我们应该要的发展，是不是我们一定只要城而不要农村?即使我们大的政策是城镇化，但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我们是否真的去建构一个镇，是否保存了应该保存的村落?是否保留住了乡愁?
就像前一段时间，有报道一个村庄有一百多座古建筑和古墓群，未来要对这一片进行规划，把这些都要拆掉，这种发展就让人质疑，这不仅是农民好不好的问题，还是一个文化传承的问题。因为这些建筑一旦拆除，就再也没有了，我们的时间链也没有了，我们的历史感也没有了。
回到熟人社会网里，他们才会有存在感
问：那您认为，在城镇化的进程中，“乡土中国”会消亡吗?
梁鸿：在急进的城镇化制度和进程中，肯定会消失。主要是精神结构的消失。原有的道德基础、文化样态彻底动摇，“利益”变为最直接的东西。
原来传统的大家庭生活里，大家要面子，还有道德约束，你不能干太丢人的事情，做了错事会脸红。现在一拆迁，利益凸显出来，原来那套伦理价值观，迅速坍塌掉了，兄妹情感、父子亲情，全部没了。随着城镇化速度加快，这种文化坍塌不可避免，可能会更加严重。
问：在这样的背景下，费孝通笔下中国传统的乡村文化，包括它的道德体系，凝聚方式等等，对当下农民还有多少影响力?
梁鸿：还有很大的影响力，举一个例子，书里边提到扯秧子，农民怎么进城呢?他是依靠扯秧子的方式进城的，你来了，你的老婆也来了，你老婆的弟弟也来了，然后这一群人都来到了北京，在河南村搞一个小的地方，也有着爱恨情仇，有时候还有人主持家务，这是什么方式呢?还是一种小梁庄方式，在这种小梁庄里，他们能够获得一种身份感，能获得存在感。而他们的身份感仍然依靠这个“熟人社会”来建立。
所以，从乡村进程的务工人员，工作只是片刻的存在，是一个我们所看到的那种“沉默的风景”，他不是生动的，只有回到那个关系网里面他才是生动的，他才能够找到他的身份、尊严和地位，他的爱恨情仇和存在感，所以即使今天农民大规模进城，分散在城市各个角落，但农民对乡土社会的很多结构依赖性非常大，并且这种依赖性对农民非常有用，我们不能把它当落后的东西来看待，它是实际的特别有效的一个关系网和结构方式。
问：这种依托传统熟人社会建立起的网状社会结构，该如何解读呢?
梁鸿：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思考，今天的乡村结构到底还有多大的程度上可以为我们所用。如果这个小梁庄没有了，没个进城的人都成了原子，就再也没有网络了，而每个人都是网络的一份子，比如在乡村，你爹是谁，你爷爷是谁，每个人都会特别清楚，所以你不能太坏，你不能丢你父亲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你是作为这个网络的某一分子出现，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社会制衡，社会在这个网里自我疗育，自我运作。但如果这个网络没有了，城市的网络又没有很好的建构，于是就很容易出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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