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注意的是，在将革命道德悬置起来以后，中国共产党虽然放弃了对于整齐划一的、带有超越意义的意识形态的追求，但却成功地实现了政治文化的重建。这一重建使得没有了革命政治和革命道德约束的理性和务实精神获得了极大的解放，随之迸发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活力和创造力。政治文化的重建对执政党而言，看起来似乎只是某种修正，但其实质不逊于一场革命。对于党员的道德观念、信仰世界的改造和管理不再严厉，甚至有种将其视为个体的私人事务的味道。党员对党的原则和理想的忠诚和信仰，对领袖的忠诚也被 “实践”的效果代替，“改革”的干部常常会离经叛道，甚至桀骜不驯，他们不大可能再因为“党性”，“大局”而低下头颅，即便他们在政治上成为失败者。有时他们甚至不再认为自己的政治生命完全系于党的认可，这是革命年代的党员们无法想象的。自然，选拔干部的标准也发生了变化，所谓改革精神和开拓精神成为重要标准，一种务实的、强调经验的、理性化的工作作风和态度在官僚阶层中间逐渐占据了上风，笼罩其上的道德追求和政治信念渐渐散去。随着改革的推进和日常化，改革精神与上级意志越来越趋向一致，也越来越难以区分。到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这种趋势越演越烈，对上级的忠诚和工作能力成为最重要的选拔干部标准。而忠于自己的追随对象，也成为官场最重要的生存原则。
就党和民众的关系来说，党不再动员、教育、改造民众，更不需要民众组织起来。从审判四人帮到1983年的严打，都表明民众被希望安静地回到自己的私生活，安分守己，服从秩序、政策和法律。不必再关心国家大事。至于精神世界，那是属于每个人自己的私人领域，党很少再主动地进行干预。所有呼唤和动员民众进入公共领域，广泛地对政治发表意见的行为，都被认为是野心的驱使，是对改革时代政治原则的背叛。这种严厉地限制，也逐渐使得执政党丧失了这一能力，与此同时，驾驭民众的自组织的能力也一并丧失。正是因此，民众能够的自我组织才变得可疑、难以信任、无法沟通。但党并没有，也不愿意隔断与民众的联系。他依然是利益的仲裁者，是民众的保护者，因此，它对于民众的呼声份外敏感，民众也对党的能力和意愿深信不疑。
1992年之后，中国政府的组织能力得到了一次新的提升。首先，随着党本身性质的转化，党很少再利用意识形态或者政策来统一和动员官员们的思想，协调他们的行动。但党对于整个行政系统的驾驭能力并没有减弱，它转而用“讲政治”等方法，借助人事任免等制度来确保地方对中央，下级对上级的服从。这种驾驭保证了整个政治系统的统一和完整，使整个系统更为单纯，逻辑更为一致。但也使得那些隔离民众与官员的栅栏逐渐树立起来，民众和他们的事务只是需要被管理的对象，民众的感受很少被顾及和考虑，甚至很少被真正理解。其次，政府致力于加强自己理性化、制度化的程度，并取得了明显成效，尤其在一些大城市，或者经济状况比较好的地区，或者在一些代际更换较为迅速的部门。官员们的业务能力得到较大程度的提升，而业务能力也成为官员们考核和选拔的重要标准。这种趋势起源于80年代，在90年代获得了较大的成功。比如：法律的制定和颁布日渐丰富;越来越多的公共政策领域在推行新的政策时，能广泛地征求各个地方和部门的意见。同时，在日常政治中，也越来越多地尊重程序和规则。不过，随着“改革道德”的逐渐淡化，由于缺乏足以凌驾于日常政治之上的价值准则和文化氛围，官僚系统缺乏来自自身的权威和正当性，他们的权威越来越依赖于整个体系的强大，越来越依赖上级、特别是一把手的赋予。所有人的权威都来自于他的职位，离开职位，他几乎就什么也不是。理性化程度的提高并未能有效克服这一依赖，如此一来，来自体制内的权力制约和政治张力变得越来越微弱。整个政治体系因此而显得强大高效，但并不能因此彻底消除人们对其脆弱性的担忧。也正是因为这个理由，集权变得相对容易起来。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过程中，利益原则逐渐渗入我们的政治生活，并取得了主宰性的地位。最初的时候，利益只是道德政治或者意识形态政治的工具。在国家战略的层面，牟利是增强国力、改善民众生活的手段，这是结束文革时整个中国达成的基本共识，也正是因为这个共识，才使得革命意识形态被暂时悬置成为可能。因此，部门、地方、个人以追逐利润为目标的行动得到了许多鼓励。经济生活的活跃和成功，曾经极大地鼓舞了民众的信心。即便是那些因为改革的不平衡而遭受损失的部门、地方和人群也充满期待，他们一方面相信好运迟早会到自己头上，同时，他们也相信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会帮助自己。因为，他们相信党是代表全体中国人的，是公正中立的。而事实上，党和政府也的确在尽力地做到这一点。正是由于这种信念，在改革的过程中，像大规模失业下岗这样的事件都能顺利完成。
但是1992年之后，利益原则更深刻地侵蚀了政治生活。慢慢地，人们不自觉地用经济利益替换了改革的政治目标，获取利益本身成为最重要的目标。这不仅是一些官员自己的政治堕落，同时也表现为对于部门利益、地方利益的捍卫，对于许多机构来说，只有敢于坚定捍卫本机构利益的领导才是好的领导，才是具有合法性的领导。而且，政治文化也受到了侵蚀，官员们的政治忠诚，不仅不再是对党的理想和原则的忠贞，也不是对党组织的服从，而被庸俗化为对于某些个人和集团的追随。虽然整个政治体制的组织能力依然非常强大，强大到几乎可以为所欲为，但它已经不得不更多地依靠利益原则来平衡、控制、发动整个体系，离开利益的重新调整分配，几乎寸步难行。这种现实极大地遏制了党及其领袖的政治雄心，使得他们很难随意地利用其强大的组织能力来试验自己的政治理想。
对于那些利益受损的老百姓来说，只有相信一个中性政府的存在，他们才能容忍自己暂时的利益受损。如果他们意识到其实官员个人和政府部门都只为其私利打算，或者发现期待已久的利益补偿并未出现，老百姓又怎么可能心甘情愿地忍受被剥夺、被压制的命运呢?恐怕连一秒钟都不能忍受，因为那是剥夺与欺骗的双重侮辱。他们宁可鱼死网破，或者默默忍受等待时机。在他们看来，在利益世界里，尽最大的可能在自己唯一的机会里获取最大的利益或者补偿是天然正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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