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现象也说明，我们的社会没有能力在下面这些问题上达成一致：究竟哪些利益是长期的，哪些是短期的，哪些是个人的，哪些是全体的，谁的利益更为重要，其他人的利益该为它让路。这种处境尤其生动地表现在动车事件当中。也许动车的发展对于全体中国人都是有好处的，也许在现阶段的经济发展中，这是一项具有全局意义的技术进步，应该支持，哪怕付出生命的代价。但是当人们看到巨额贪污的铁道部高官时候，当人们看到危机的整个处理过程的时候，谁还能对那些死难者家属和同情者说，这是进步的代价，请你理解。这种说辞还能有一丁点说服力吗?因为，没有人有资格决定一种利益比另一种利益更重要。
当利益冲突以群体间的敌对、相互仇视的方式展开，当我们缺乏利益协调的机制，那么今天小范围的相互无序砍杀，就可能预示着明天政治斗争的的基本水准和样态。无论是民主政体还是威权政体，都无法在完全由利益主宰的、缺乏社区和社团自治能力的社会之上稳固确立。
这种利益的冲突，实际上预示了一个新时代的到来。我们需要探索与这个利益时代相匹配的社会治理之道。而不是徒劳无益的加强政府的力量，或者苦口婆心的劝人向善。在这个时代，我们必须平等地尊重每个人的利益。当利益与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需要一种新的社会机制和制度安排来协调和解决这些冲突：让利益的各方有一个平台，来自我讨论和协调各自的利益。替人做主的时代彻底结束了。在医生和患者之间，在乘客和铁路之间，在市民和政府之间，在本地人和外来人之间、在房地产商和拆迁户之间，鼓励他们各自建立自己的组织。在每次冲突的时候，都能成立相应的机构，并在立法上保证这些机构的权力。让他们长期的、公开的争论，去寻求利益的平衡点，去建立解决利益冲突的机制。而不是时而压制这一方，时而压制另一方，掩盖他们之间的矛盾。或许这种治理方法会增加一时一事的困难，会使发展的速度降低，会使很多重大工程的进展受到影响，但对于整个社会而言，其总体成本会降低。因为一旦这样的程序确立，它所确定的规则就是具有普遍意义的，维护这样的规则就成为大多数人的共同利益，而破坏这样的规则，就是损害大多数人的利益。这种规则也会使得冲突的各方承认、理解别人的利益，并在此基础上逐渐确认各自的利益边界。
如果这样的社会机制普遍确立，强大而理性的政府组织才能真正发挥它的能量，而不在是人们抱怨和攻击的对象。人们会欢迎它的强大，而不是恐惧和敌视它，因为它是在捍卫经过充分讨论和博弈而后形成的规则，而不是平息事态。当利益的剃刀将民众和政府分割开来之后，事实上在社会生活中，无论是民众，还是政府也认可了这种分割的局面，那么在一定的界限之内，让民众学会自我治理，建立平衡各种相互冲突的利益诉求的机制和规则，要比尝试保持和加强政府的监护者地位，更为切实可行。因为利益的分化，要满足所有的人已经变得不可能。而且，人们会非常容易地将满意转化为抱怨，因为人们的利益诉求会不断变化，人群会不断组合，而政府很难相应地做出如此灵活的改变。
规则确立的过程也就是人们学会捍卫自己利益的正当手段的过程。只有通过这样的过程，我们才能确立整个社会都接受的善恶是非标准，并发展、完善、宣扬这种“善”，然后依照这种“善”来重建我们的生活、政治和文明。
这种善恶是非标准的确立，也就是我们形成自己文明主张的过程，同时也将培育我们的精英生成机制。现代政治是大众的时代，这并不是说大众直接参与了治理的过程，而是说，现代政治在持续不断地消灭大众和精英的区别。民众不愿忍受一部分人天然地超越于自己，无论是财富、权势还是道德优势，都会遭到民众的攻击和嘲讽。无论是政治精英、经济精英还是知识精英，都只不过是有权、有钱、有知识的大众而已。在失去地位的那一刻，他们也放下了自己的责任和担当。因此，他们心甘情愿地接受和欢迎利益原则，因为他们可以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毫无内疚地谋取私利。每个落马了的官员也忏悔的时候都会提到自己如何从一个追求理想的有为青年，最终难以抵挡利益的诱惑，走向堕落。他们个人的心路历程，其实也是整个精英的心灵史。
但运行良好的现代政治，都有超越于利益政治的部分，而这部分正是由精英政治来充当。我们所说的对于利益政治的超越，不仅指改善政治文化和政治道德，克制腐败的产生，更重要的是，它将有效地改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建立二者之间的联系通道，并提升民族的文明水准和政治眼界。运行良好的精英政治将有效地遏制大众政治带来的琐屑、自私和眼界狭小的问题。现代政治并不排斥非精英政治。只是精英的选拔、培养、产生、获取政治地位的方式，都必须经过大众政治的锤炼。仅仅通过道德教育，或者神秘的学校和私塾的训练，都不是恰当的方式，那种方式在保守政治，或者传统的精英统治的社会，或许是有效的。但在大众政治的时代，他们很难获得大众的信任。而他们自己，也缺乏足够的自信面对大众，更遑论处理大众政治事务和引领大众的能力。通过我们前面所说的社会自治组织的建立过程，或许是精英产生和接受培养和训练的良好途径之一。
就利益政治的角度而论，我们并非处身于一个“去政治化”的时代，恰恰相反，我们每天都在政治之中，每一次微小的社会冲突都具有政治意义，因为利益及其分配方式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政治最重要的主题。只是这种政治的基本特征和运行逻辑都不同以往，而且从社会整体而言，这种政治还停留在自发的阶段而已，也许我们可以说，一些走向自觉的征兆正在逐渐出现。无论我们喜欢与否，这个时代已经来临，并且正在依照自己的逻辑前行，不承认它，或者鄙视它，都不会它的脚步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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