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这项研究对民主崩溃的理论解释可以总结为：一个民主国家存在高度的选民政治分裂时，就有可能引发激烈的政治对抗与冲突;如果民主政体下的政治制度安排不能塑造有效国家能力或政府能力，民主政体就无力缓解或解决这种政治冲突，这样国内政治危机就会持续恶化，最终导致民主政体的崩溃。”(原书第32-33页)
由此可见，作者对民主崩溃的理论解释基于对两个重要变量的考察：一是选民政治分裂--高度的选民政治分裂会增加民主崩溃的风险;二是民主政体的政治制度安排类型--离心型民主政体也会增加民主崩溃的风险。作者认为，如果不同选民群体之间存在着高度的政治分裂，就很容易引发严重的政治冲突。作者发现，20世纪以来，在民主政体不稳定的国家，通常可以发现一种或一种以上的较高程度的选民政治分裂。这些选民政治分裂的主要类型包括：贫富选民之间的阶级分裂，不同宗教信仰选民之间的宗教分裂，不同族群选民之间的族群分裂，不同地区(可能会叠加宗教和族群因素)选民之间的地区分裂，政体维度上不同政体主张选民之间的 “民主-威权”分裂。总的来说，选民政治分裂程度越高，就越容易引发严重的政治冲突。
根据已有的政治学研究成果，普遍认为民主国家缺乏有效的国家能力是民主崩溃链条上的重要一环，不同层次的政治制度安排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民主国家的国家能力之高低。为此，古老的政体研究就与现代的国家理论需要建立某种联系，国家能力要与制度安排实现某种联姻关系，通过对于三个层次的政治制度安排--央地关系、选举制度和政府形式--的学术分析，作者归纳出两种不同的民主政体类型：离心型民主政体(centrifugal democracies)与向心型民主政体(centripetal democracies)。从结果上看，这两种不同民主政体的分野是前者能有效强化国家能力，而后者会大大弱化国家能力。
那么，如何理解这两种不同的民主政体及其机制呢?我们可以把“强化中央政府权力、强化大型主导政党和政党体制、强化立法机构与行政机构合作的民主政治制度”称为向心型民主政体;“弱化中央权力、弱化政党和政党体制、弱化立法机构与行政机构合作的民主政治制度”称为离心型民主政体。离心型民主政体之所以问题重重，主要是会导致三种离心效应：国家性问题上的地区(族群)离心效应--通常会弱化国家认同，强化地区认同;政府-社会关系上的政党离心效应--通常会鼓励极化多党制的兴起，不利大型政党;政府形式上的行政离心效应--通常会鼓励行政权和立法权的政治对抗与冲突，行政机关最后往往无所作为。
在经验研究部分，《民主崩溃的政治学》一书采用的是四个国家(德国、尼日利亚、智利和印度)不同政治时期的比较历史分析。众所周知，比较历史分析是当代比较政治学的主流研究方法之一，相关的经典著作包括《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与《国家与社会革命》等。德国魏玛共和国(1919-1933年)的主要问题是选民之间存在着严重的阶级分裂和“民主-威权”维度的分裂，由此导致严重的政治冲突。从制度上讲，魏玛共和国比例代表制与半总统制的组合，属于典型的离心型民主政体。前者鼓励小型政党和新兴政党，既有大型政党的力量往往遭到削弱，而后者又容易引发了行政权与立法权的冲突。这样，1933年魏玛民主政体就被希特勒的独裁统治所取代。二战之后，联邦德国民主政体的巩固可以归功于选民的阶级分裂大大下降，以及选举制度与政府形式的重大改革。
尼日利亚是非洲人口最多的国家。尼日利亚第一共和国(1960-1966年)的失败是由于较高程度的选民族群分裂和高度分权的地区主义安排。在当时的尼日利亚，三个主要族群彼此为敌，使得尼日利亚联邦政府难以进行有效的国家建设和民族整合。不同族群之间的政治冲突日益升级，结果是民主政体的崩溃和长达两年多的“比夫拉内战”。后来，尼日利亚改革了高度分权的地区主义安排，中央权力和国家统一得到强化。但该国选民之间仍然存在高度的族群、宗教和地区分裂，尼日利亚属于从民主崩溃到不完全民主的案例。
智利是如今拉丁美洲最为发达的国家。该国20世纪50、60年代的政治基本上为阶级冲突所主导，贫富悬殊的社会结构加上下层阶级普选权的获得，逐渐撕裂了整个国家。1970年阿连德总统上台后，整个社会分裂为两大互相敌对的阵营。在制度上，智利是比例代表制与总统制的结合，前者削弱了智利的政党力量，后者导致了行政与立法之间的严重对抗。结果，1973年的军事政变终结了智利民主政体。今天，智利已成为拉丁美洲民主的典范，这得益于两个因素的变化：选民阶级分裂程度的下降，以及议会选举制度与总统选举制度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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