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节选自张维迎最新代表作《理念的力量》
既得利益者是否能变成改革者?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正面的。人们普遍认为既得利益者是改革的最大阻力，这一点当然没有错。但是如果我们看一下中外历史，许多成功的改革，甚至革命，都是既得利益者推动甚至领导的。如果既得利益者不能变成改革者，改革是没有希望的。只有当既得利益者有可能变成改革者的时候我们才有希望。
为什么既得利益者可能变成改革者?我总结有三个理由。
第一，理念的力量。我们人的行为并不完全是由所谓的物质利益支配的。人之所以是人，是因为他会思考、有价值观、有理性，他的价值观和思考当然会影响他的行为。所以，启蒙思想家大卫·休谟在两百多年前就讲过，尽管人是由利益支配的，但是利益本身以及人类的所有事务是由观念支配的。纵观历史，许多伟大的变革都是由观念的变革引起的。
古希腊雅典民主政治的主要推动者是梭伦和伯里克利。他们都是大贵族，但把选举权推广到普通公民。为什么?因为理念。美国独立战争后乔治·华盛顿没有当皇帝，当总统也只当两任，然后就回家种地，是出于他的理念，而不是他的利益。邓小平“文革”之后发起一系列改革，包括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也是基于他的理念，而不是利益。戈尔巴乔夫在苏联进行的改革也是理念使然。
我们讲到法国大革命，总说它是资产阶级革命，其实法国大革命最重要的推动力量是旧制度下的贵族。启蒙运动是贵族性质的，知识阶层当中的好多人来自贵族，《百科全书》160位作者中有30位来自老贵族，几乎所有的启蒙运动期间的沙龙都是在贵族的家中举办的，卢梭30%的通信者、伏尔泰50%的通信者，都来自贵族阶层。废除贵族的大革命是贵族自身努力的结果。受到威胁的精英们，在困境中产生了一些新的思想，它就为大革命提供了灵感。大革命领导人米拉波本身就是贵族出身。
再看我们中国近代的革命。中国共产党我们叫“工人阶级政党”，其实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和早期领导人基本都是旧体制下的“既得利益者”或他们的后代，这些既得利益者包括地主、富农、资本家、军阀、政府官员、知识分子等，因为工人家庭不可能有钱送孩子上学、出国。他们闹革命不是因为工人阶级要闹，而是因为他们接受了一种新的理念，这种理念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而马克思和列宁本人也不是来自工人阶级家庭。马克思的父亲是一位很有钱的律师，岳父是普鲁士的贵族，他的合作者和赞助商恩格斯本人就是一位资本家，有好几个工厂。马克思本人过的也不是无产阶级的生活，他在写《资本论》的时候每年的生活费400英镑左右，而当时英国最富有的1/10的人年平均收入是72英镑，这些生活费用马克思自己的理论说，是来自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早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只有一个工人出身，但是我们也知道他后来背叛了。
我们再看一下废除黑奴运动的历史。废奴运动主要是由白人发起的，最早反对黑奴制的是天主教会，因为按照基督教精神，上帝对所有人一视同仁。1775年，在费城成立了美国第一个反黑奴制协会。1781年起，本杰明·富兰克林一直担任该协会的名誉主席直到去世。英国是反黑奴的一个重要力量，从18世纪开始，英国国教内部的福音派、贵格会都在推动废除奴隶制。1783年，贵格会向议会请愿废除奴隶制，之后工人阶级也参与进来。1807年，英国议会废除了大英帝国的贩奴贸易。1833年，英国政府终止了殖民地的贩奴贸易，并派遣军舰在海上拦截贩奴船只。1838年，英国政府废止《黑奴学徒制度》。最终英国解放了70万奴隶，为废奴花费了2000万英镑。
类似的，20世纪早期中国妇女的放脚运动，并不是妇女努力的结果，而是男人努力的结果。康有为、梁启超这些人当时起了很大作用，因为对他们来说，缠脚是一种国耻，有损于中华民族的国际形象。
这就是理念的力量!
第二，既得利益者之间是有博弈的。我们谈论既得利益者的时候，有一个错误的假定，好像他们是一个整体，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有一个共同的目标，会全体一致地为捍卫自己的利益而努力。其实不是这样。既得利益者内部是分成好多派的，有时候不同派别之间的利益冲突可能远大于他们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利益冲突，他们之间的斗争可能是生与死的问题。既得利益者之间的斗争往往会成为制度变革的重要力量。我举几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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