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途中大家谈感想，都感到中日差别实在太大，而中日两民族的智力和体力情况应该相差不多，如此大的差距原因何在呢?如果从历史和政治体制上去分析，显然有逃脱个人责任之嫌。有人讲是日本人认真和中国人不认真的原因，这是有道理的，但我感到应该有一个待人处世“基调”上的区别。事物都有“阴、阳”，有“正、负”，而国人在看问题时常常是喜“阳”，喜欢“高调”;而日本人处世“低调”。中国的放爆竹习俗，大声喧哗，大国心态，励志教育，讲“正能量”，无不显示一种“强势”，一种渴望胜利的心理。而日本喜好安静，很多地方都表现了“低调”的处世哲学，例如从他们的语言特点上也可看出来。
在日本话语中，在表示自己态度和观点的词语都是放在句子结尾，显示自己对问题的思考、犹豫和拿不准。汉字在日本语中占有很大比重，过去中国周边国家的语言文字都有这种现象，尤其朝鲜半岛，但后来陆续将汉语“踢出”了本民族语言，强化了“自己”的。而独有日本保持了下来。近代日本不再增加汉字的输入，而更多接受拉丁化，他们强调的是语言的使用功能，并不固执地强调自己的语言。而汉语在字母的引入，字的简化上都要克服很大阻力，强调自己“语言”是最好的。“高调”的意识主要是靠语言来表现，这样造成了汉语修辞功能极其丰富，汉语成了最美丽语言，但它的实用功能降低了，逻辑分析能力降低了。“高调”产生“虚荣”，“低调”产生“实用”。
人在处世中是保持“高调”还是“低调”，会产生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国人对“好事”，也就是“胜事”、“光彩事”，尽量“揽”过来，证明和自己有关，不可能联系个人，就和“家族”、“老乡”、“民族”、“国家”联系，满足对强势崇拜的心理(这也是民族主义盛行的原因)。而对于“失败”的事，需要去做的事，去挽救的事，尽量推诿，认为是别人的责任，自己是阳光的，正确的。而日本处世“低调”的原则培养了他们的责任感，日本人说的最多的是“给你添麻烦了”，在大家一起做的一件事中，先看自己有哪些没有做好。日本人在商品交易时常常点头相互致谢，一方是谢谢你给了我需要的东西，一方是谢谢你照顾了我的生意。日本经济起飞靠的是市场经济，他们的市场能形成良性互动，这种素质应该是起了重要作用。这种性格容易养成个人对自己的负责精神，他们对“如何做人”的教育上，也突出了这一点。老人不希望有“特殊”(如被让座)，是深知“自我负责”是基本的品质。中国对老年人常说“祝你寿比南山”，而日本老年人常说“活这么久了，给大家添麻烦了”。知道“自尊”，也就知道尊重别人，促使了社会的公平、公正。在中国，人与人的关系有“亲朋好友”的内、外之分，无形中使人与人之间关系复杂，不容易平等对待每个人。在日本人和人之间关系就很简单。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友善冲淡了“亲朋好友”之间的关系，对整个社会来讲，减少了“应酬”所带来的资源(人力、物力)浪费，全社会看上去是“分散”的个人，但存在很强的凝聚力。当然，这种自我负责的精神也使得社会没有过多的人情世故而显得“冷清”。
中日不同的两种处世态度和认真与否也是有联系的。喜欢“高调”，则容易和不认真相联系，有时甚至也必须“不认真”。“高调”和“认真”联系在一起，要则使事情发展到极致，要则失控而“崩溃”，而后者发生的可能性更大。中国说大话现象很普遍，很多都习以为常，也侧面助长了不认真的习惯。例如不少学子学习成绩不好，养成了不认真的习惯，很多就是从订立“高目标”开始的。而“低调”的态度是和“谦虚”连在一起的，去努力做好每件小事，也就养成了认真的精神。
去日本，很少看到基督教堂。基督教教义中有“原罪”之说，其实这和“低调”做人是相通的，按理讲，应该有基督教在日本大传播的现象，而事实是基督教在日本的传播远远不如在韩国的传播，旅游中见不到有教堂。这一点也反映了日本人对自己文化的保守与执着，也可能是一种形成习惯的思维没有强调的必要了。撇开民族、国家的大话不谈，日本最值得我们每个普通人学习的就是要“低调”做人，这一点在日常生活中是重要的，是平静生活的“起源”。人们常说“知足者常乐”，而“知足”就是要建立在“低调”的基础上。我们去看很多争吵，至少是由于一方持“高调”态度引起的。“低调”对避免矛盾激化是必不可少的处世态度，有谁会喜欢和一个总是说自己如何正确、能干的人朝夕相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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