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北京大学王缉思教授撰文阐述了“中美关系事关两个秩序”的观点。两个秩序论，是说中国不希望美国挑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内秩序”，美国则担心中国挑战其主导的“国际秩序”。中美将各自的秩序奉若圭臬，同时又怀疑对方的意图。这一论述切中中美关系的要害。笔者认为，在这两个秩序的背后，向历史纵深处探查，可发现中美、乃至东西文明大相径庭的战略关切，也即两种历史周期律——治乱律与兴衰律。
中国“治乱律”：事关存亡之理
有一个关于“知乎神问答”的网络段子：“问：中国为何没有向外扩张的传统?答：这么大的疆土难道是充话费送的”。没错，中国广阔的领土，每一寸都是先辈披荆斩棘、胼手胝足打拼下来的。无论是按中国传统叙事，强调华夏文明通过对四方边陲“文以化之”实现文明同化，还是按中央-边缘视角，强调中原文明通过权力外推形成农耕-游牧的稳定边界(如拉铁摩尔的内陆边疆理论)，中国人眼中的“天下”都是一种文明权力扩张的产物。
然而，中国历史的独特之处在于，当相对独立空间实现大一统后，就进入了一个治乱循环的阶段。普遍政治秩序的建立和稳定，意味着人民的安全、福利和社会发展有了基本保障，这是中国历史所能见到的最好局面。而政治秩序的丧失，则带来天灾人祸、战乱频仍、人口大量死亡、社会发展倒退，这是中国历史上所发生的最坏局面。在切身的惨痛经历中，中国人产生出了“宁为盛世犬，不作乱世人”的朴素智慧。
因而，相较而言，中国传统话语不关注“兴衰”这样的概念，因为在没有对等的参照系和竞争者的情况下，一个王朝的兴起与衰落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随之发生的普遍政治秩序的存亡。因而中国人关注更极端、更彻底的“治乱”或“兴亡”概念，中央权力兴则出现太平盛世，中央权力衰则意味着天下之亡，强者率兽食人，弱者人人自危。
现代中国依然面临治乱问题。1947年，熟读中国历史的毛泽东在与黄炎培谈论历史周期律时，一方面表达了他的自信，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他对治乱律的长期思索。中国历史上乱世的出现，在通俗史观看来，除强敌入侵外，无非是统治者的残暴腐败所致。但这只是现象，究其制度机理，大抵有几方面原因：皇权与相权的失衡、士族或地主阶层的坐大、官僚机器的腐败和僵化、以及王权借以与权贵和官僚斗争的力量(如外戚、宦官)的膨胀。与欧洲政治现代化的成功经验(王权、贵族与资产阶级相互制衡)相比，缺了重要的因素——公民社会。共产党人试图将欧美的成功经验再推进一步——通过建立真正的民主来跳出治乱律。毛泽东在建国后，曾试图直接诉诸人民的力量，以避免精英利益集团的固化和官僚主义的僵化，结果由于过度强调制度的消极面，未能辩证地对待法治，导致了极端化的文革。
今天的中国，仍然面临着历史治乱律的严肃考验，改革、民生、反腐，无不是为这个目标而采取的手段。能否维持普遍有效的政治秩序，事关中国的国运和中国人的根本利益。对外关系和外交政策必须首先服务于这一根本利益。
西方“兴衰律”：永恒的焦虑
与中国不同，欧洲历史体现了另一套逻辑，即霸权兴衰律。在罗马帝国衰落后，欧洲没有形成任何足以提供普遍政治秩序的中央权力。带着对“罗马治下和平”(Pax Romana)的永恒怀旧，各法兰克王国或近代民族国家都希望重现古罗马的光荣，但始终未能跳出春秋会盟式的争霸阶段，跨越战国六合一统式的临界点。其结果，就是各王国沉浮起落于霸业更替之间，一家一姓只能短期内居于相对优势地位，并在此地位上汲取相对优势带来的红利，直到在下一场争霸战争中退回一隅偏安。
霸权争夺虽然也涉及欧洲普遍政治秩序的问题，但由于有众多竞争权力中心的存在，普遍秩序本身在争霸者眼中仅具有第二性：首先，霸权者只能作用于国际体系，而不能直接为整个地区提供普遍秩序;其次，霸权衰落也并不一定导致政治秩序的崩溃，在很多情况下，争霸战争虽然血腥，但失霸者依然可以维持政治实体的存在。
这种游戏在近代逐渐形成稳定的规则，特别是在《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体系之下，国家主权以国际法的形式确定下来，国际关系以不消灭对方国家为原则。现代主权体系进一步固化了欧洲国际关系的兴衰律，因为在国际体系约束和英国这样的离岸平衡者的制衡下，国家一般不通过征服和兼并来消除竞争者，霸权的兴衰成为欧洲政治中最重要的主题。即使是拿破仑和希特勒这样的规则破坏者，也难免走回霸权兴衰的老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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