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近代的殖民扩张，为霸权兴衰带来了新的内涵。从西班牙、荷兰到英国、美国，西方的霸权国家同时也是全球殖民帝国的老大。类似于古希腊城邦体制依赖于对公民群体之外的奴隶的剥削，西方霸权国家内部社会体制也依赖于从殖民地或全球价值链中获得的霸权红利。
美国是这一历史逻辑的集大成者。20世纪之前，美国拥有近乎无限的土地、资源和机会的供应，先天条件优越。当美国在北美大陆的扩张达到极限后，内部矛盾迅速增加，但美国由此踏上霸权道路，借霸权红利维持了社会稳定和政治秩序。20世纪的进步主义和民权运动，本质上就是用超额霸权利润来赎买有组织工人和黑人等高危群体的维稳手段。换句话说，美国政治的分权原则，是靠分利来维系的，一旦无利可分，任何权力分配的游戏都很难继续玩下去。既然利的主要来源是霸权地位，美国自然会视霸权维持为最核心的国家利益。
霸权“兴衰律”的存在是近来美国人热衷谈论“修昔底德陷阱”的原因。兴衰律使西方式霸权，不管是哪个具体国家，都处于持续的焦虑中。霸权国注定会以疑惧的眼光看待任何一个上升中的国家，并假设最坏的前景，未雨绸缪。寻找假想敌是兴衰律之下的宿命思维。例如，在英美在霸权交替过程中，都视对方为假想敌。据美军陆海联合委员会1930年的报告推测，美国的经济渗透和商业扩张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将威胁到英国的生活水平，导致其经济崩溃，因而双方必有一战。直到1938年，美国还在进行假想敌为英国的红蓝军事演习。而美国在霸权尚未到手之时，就已经开始寻找有可能威胁自己的下一个敌人，早在一战前就开始制订针对日本的橙色计划和针对德国的黑色计划。美国学者迈克尔•沃霍斯研究了美国海军战争学院在1930年代的136次军事操演，发现其中127次是模拟与日本的战争。霸权兴衰律导致的这种焦虑，常常会歪曲霸权国对形势的理性判断，甚至可能导致自证预言的冲突。
“两律”注定中美冲突?
近年，中美领导人多次谈到核心国家利益或底线思维，上述治乱律和兴衰律就是中国和美国核心国家利益的底色。从逻辑上看，这“两律”未必是冲突的，就像王缉思教授所说，中美互不挑战对方的底线即可。中国领导人提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希望中美避免冲突、相互尊重，就是为了跳出“两律”的陷阱。可是现实中，以下两大因素又似乎决定了中美冲突的不可避免：
首先，美国不够尊重中国人对治乱律的关切。正常外交关系的基本前提，是对对方政权合法性和有效性的承认。然而，美国政府和精英阶层中的不少人始终抱着一种“临时心态”与中国共事，不少人期待随着中美交往，中国有一天会变化，乃至“变天”。他们近来对中国更激烈的批评，相当程度上源于这种变化没有发生而带来的失落感。中美关系在他们心中只有工具价值，而非事业本身。他们还常诉诸一种政府、人民的二分法，试图建构一种既与中国摩擦又不“反华”的讨巧形象，分裂中国社会民意以便火中取栗。更不用说，将中国作为假想敌已经成为美国军事战略界的思维习惯了。打个比方，抱着改造对方的态度谈恋爱，怎么可能成功?可美国就是这样一个不甘心的“强迫症恋人”。从美国威胁中国的治乱律始，却以担心中国挑战美国的兴衰律终，这不是历史是宿命，而是美国自己掷出的回旋镖。
其次，东亚是中国治乱律与美国兴衰律的“锋面”。一方面，周边秩序是中国治乱律的题中之义。中国历代政权建立的普遍政治秩序必定会外溢到周边地区，这并不仅仅是中国古代朝贡体系的特性，也是历史上一切文明或权力中心的本能需求。因而，任何性质的中国中央政权，都会对东亚地区秩序有所关切。另一方面，东亚又是美国“天定命运”的行进方向。美国自建国起，战略态势上就是“东守西攻”，从孤立主义到门罗主义就是对欧洲和大西洋旧世界的防御姿态，而从西进运动到门户开放就是面向太平洋的进取姿态，从美西战争、巴拿马运河到两洋战略就是从东守到西攻的转折点。二战后，美国的战略重心从欧洲、中东、最终转向东亚。两个大国的核心利益落脚在同一个地区，冲突的前景似乎是顺理成章。
那么，当两种历史定律碰撞之时，冲突的结果又会如何?首先，收益成本核算决定了中国会更坚定。治乱律决定了这场家门口的冲突对中国人来讲是存亡之争;兴衰律意味着美国面临的是超额霸权利润的得失之战。存亡大于得失，中国意志更强。其次，攻防优势比决定了美国胜算不大。最后，无论是热战还是冷战，都会给中国带来巨大损失，复兴进程将遭受重大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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