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八大之后的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所通过的改革决议，可以说是对中国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的顶层改革设计。不过，有了顶层设计不代表政策就能顺利转化成为现实，执行才是关键。政策如果不能执行下去，或者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大问题，就会导致不可预计的后果，不但不能推进改革，也有可能导致改革的倒退，甚至出现颠覆性的错误。如何把顶层设计的改革执行下去，正是今天中国所面临的巨大挑战。
刚刚过去的股灾，已经从不同层面充分展示了中国的政策执行会遇到什么样的严重问题。三中全会决定推进以市场化为导向的经济改革。经济改革可以从各个方面推进，但现实上很难全面推进，需要找到有效的突破口。金融自由化可以说是这样一个突破口。今天，无论在国际层面的发展还是国内发展的需要来看，中国迫切需要推进金融自由化。在国际层面，在中国已经转型成为资本过剩国家、产能大量过剩的情况下，经济要素需要走出去，人民币需要国际化。同时，如果中国要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得到与其经济力量相称的地位，就要继续往国际金融体系的顶端上升(例如把人民币作为国际货币基金的储备货币)。所有这一切都要求中国在金融自由化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
就内部发展而言，金融自由化更是可持续经济发展的需要。很多年来，中国政府把中小企业的发展，作为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最重要一环。这一政策在大部分国家都差不多。这并非政府不再重视大型企业，而是大型企业自我生存和发展的能力远较中小企业高。把重点放在中小企业的理性表现在几个方面。首先，有利于企业的创新。世界上，大部分创新都来自中小企业。大型企业倾向于垄断，中小企业除了加强自己的竞争能力别无他法，而创新则是竞争能力的来源。第二，培养未来的大型企业。大型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无论怎么努力，都必然走下坡路，被从中小企业成长起来的新型大企业所取代。这是一个世界现象，中国也不能逃脱。
第三，中小企业有利于社会公平。在任何社会，中小企业的一个主要功能就是解决就业问题。就业是社会的第一次分配。如果不能解决就业问题，穷人的问题就很难解决。第四，在中国，近来的众创运动又给发展中小企业增加了新的意义，那就是培养新一代企业家。目前的企业家都是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两波经济分权过程中产生和成长起来的。他们已经到了年纪，很多不再具有再投资和创新的巨大动力。这需要政府进行新一轮的经济分权，为新一代企业家的产生和发展，提供有利的政策环境。
保留“平准经济”能力
所有这一些迫切需要金融自由化。一个明显的挑战就是，很多年来，政府在改革国家控制的金融体系方面没有实质性的进展，中小企业仍然很难从银行系统融资。中国的金融系统尽管仍然是国家控制的，但也具有了华尔街那样的“过大而不能倒”的特征。没有人有能力或者敢于把这么庞大的国有银行系统“私有化”。这不仅是因为如很多学者所说的，庞大的国有银行系统对改革具有强大的阻力，也是因为其他几个原因。其一，在中国这么庞大的经济体里面，如果政府仍然要保留“平准经济”(这是中国数千年经济哲学的核心)的能力，仍然需要掌控庞大的金融系统。其二，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金融私有化并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反而往往导致了寡头经济。其三，从西方私有银行系统运作的经验来看，私有化并不见得能够有效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通过金融自由化，动员社会资本成为必然，也具有很大的理性。
为什么具有如此理性的金融改革会导致股灾?股灾发生在经济活动的微观层面。在微观层面，中国的股票市场已经运作有年，也建立了诸多制度机制，和西方国家的制度设计并没有多大的差别。问题在于，为什么那些在西方能够有效运作的微观制度，在中国不能有效运作甚至完全失效呢?人们不能仅在微观层面找原因，而是要到顶层政策设计和中间的政策执行层面寻找。
在中国，任何顶层设计都会是一个政策概念，并且是表达改革和发展的方向性的东西，不可能要求顶层设计完整的制度体系。即使设计了，也会出现很多问题，因为顶层很难有足够的信息和经验来这样做。这就需要中间层次做大量的工作，把顶层政策理念转变成一系列政策和制度，才能到达微观层面的运作。
声明：本媒体部分图片、文章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025-847073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