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看来，顶层设计向下延伸不足，没有回答“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市场化改革?”这个重要问题。这里面包含一种错误的认知，即市场化就是政府不干预经济。就股票市场来说，就是简单放低企业和股民进入市场的门槛。其实，市场化并不是说政府不需要在经济生活中扮演一个重要角色，而是政府角色的转型，就是从以往的直接干预经济，转型到规制型政府，对经济活动提供有效的规制。
问题是规制什么样的经济活动?怎样规制?怎样使得规制制度在中国的环境中能够有效运作?这些都是中间层需要思考的问题。如果在中间层没有做这些工作的情况，把一个抽象的政策概念直接演变成微观层面的个体经济行为，必然会出现问题。
在微观层面的确是有制度设计的，但问题是过于微观，并且是照搬其他国家的做法，诸多微观层面的制度设计，根本就没有考量到中国社会的特性和来自外部的可能影响。这两方面的问题在这次股灾中表现得相当显著。首先，股票市场的设计没有考量到中国股民好赌博的民性。其次，就外部因素来说，制度设计没有充分考量到在全球化状态下，金融市场的运作必然要受到外面的巨大影响。
危机一发生，一些人抱怨国内的一些个人和机构做空股市，出现了“经济汉奸”和“阶级敌人”的概念;另一些则抱怨是海外力量的“阴谋”所致。实际上，如果估计不到这些可能的内外部因素，是决策部门本身的错误。内外部因素要影响股市，这应当是决策的前提。决策者对内外部因素没有估计到或者估计不足，不去自我反省，而是指责内外部因素，这样充其量只是一种逃避责任的做法。究其根本的原因在于中间层次不作为，没有对那些可能影响政策实施过程的因素有足够的认识。
类似政治错误足以颠覆党国
政府动用了各方面的力量来救股市，试图稳定市场。或许有人不满意甚至很不满意政府的做法，但毕竟政府有能力稳定市场。不过，如果类似的事件发生在政治领域，就有可能导致失败国家的出现。经济、社会等方面的改革出了差错，执政党可以动用一切力量扭转局面，但政治领域则不一样了，如果出现了问题，再也难以扭转局面。前苏联戈巴乔夫所实行的政治改革就是这样一种情形。
实际上，今天中国一些领域的经济改革不仅达不到原来设想的目标，反而在逐渐走向反面。例如，金融自由化的目标本来是为了鼓励实体经济的发展，但因为缺乏有效的监管制度，金融经济很快演变成金融投机，大量的钱不仅没有走向实体经济，反而从实体经济领域吸引了大量的资金来投机，对实体经济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另一个例子就是近来流行的互联网+政策。互联网+的政策意在产业升级，把互联网技术和实体经济有效结合起来。但现在的互联网商业活动对传统商业活动有两种影响。第一，商业活动从分散到集中，是商业活动的转移而非升级。就是说从以前的非常分散的活动(例如百货商店、小商店)转向了集中，集中在几家互联网公司。说它是转移而非升级，因为互联网商业并没有多少的技术成分。第二，商业活动的向下竞争，而不是向上竞争。因为监管不严等原因，互联网商业充斥着假冒伪劣产品。互联网商业为那些假冒伪劣产品提供了巨大的商业机会，对那些真正致力于技术升级的企业产生负面的影响。从这个角度说，互联网商业是对产业的去升级，而非升级。
这说明如果没有中层的配合，理想的顶层设计会走向反面。今天中国的问题就是中层不作为，使得顶层的政策理念不能有效转化成为切实可行的政策和制度，把理念转化为现实。1980年代和1990年代改革的成功，在于有效地调动了中层的积极性，有中央和地方两条腿，两个积极性。当时中央高层有改革的决心，有宏观的改革理念，而中央各部委、各省市具有很大的积极性来实施和推动高层所想要的改革政策。当时各省市到处试点，大家互相竞争，从竞争中寻找最优的改革实践模式，成功之后，再向全国推广。更为重要的是，当时高层是容许地方进行试错的。没有试错，就不可能有创新。容许试错是改革创新的前提。
现在中间层不作为有其很多客观因素。和当年相比，今天的中国需要一种集权式的改革。过去高度分散的改革模式已经过去，因为分散性改革所产生的诸多利益，到今天已经俨然成为了既得利益，要克服它们对改革的阻力，就需要集权。再者，反腐败也在客观上促成了很多中层干部不敢作为，这倒不是因为他们中的一些人有腐败行为，而是因为反腐败运动没有能够把反腐败和改革试错区分开来，在这样的情况下，谁也不敢试错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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