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现代市场经济中政府的作用
然而，进入到十九世纪后期，随着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早期那种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模式已经开始变得不合时宜了，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逐渐得到了提高。首先，为了渡过当时所面临的经济社会危机，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实行一系列新的经济和社会政策，对经济活动进行了必要的干预，改变了市场经济自由放任的无政府状态。工业革命后由于实行机器大生产，在激烈的市场竞争机制下，企业要取得生存和发展，就必须不断地扩大和更新机器设备，从而使资本的有机构成不断提高，使经济活动所需要的资本投入不断加大，从而使资本不断地走向集中，产生了垄断。而这在使资本利润率不断提高的同时，却减少了劳动者的就业机会，限制了工资水平的提高，从而产生了生产的不断扩大同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断缩小之间的矛盾，产生了周期性的生产过剩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2]。同时，在早期的自由市场经济中，工人组织工会、进行罢工的权利是受到很大限制的，劳动条件十分恶劣，工资待遇十分低下。在这种背景下，社会矛盾日益激化起来，工人革命风起云涌。面对这种危险的局面，资本主义国家为了缓和社会矛盾，开始对自身进行了一系列的改良：一是制定了反垄断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对市场上的过度垄断现象进行规制，以维护私有制和市场自发竞争机制的基础性制度;二是出台了一系列保护劳动者权利的法律，使工人可以合法地组织工会，以集体的力量与资方进行谈判，可以合法地举行罢工，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三是建立起必要的社会保障制度，开始实行一系列的社会福利政策;四是针对周期性发生而且后果一次比一次严重的经济危机，开始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加强经济的计划性。尤其是经历1929年爆发的经济大萧条以后，美国率先采用了凯恩斯主义，政府通过一系列财政和货币的手段对社会的总供给和总需要进行调节，以熨平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并对金融市场进行严格的监管，预防金融危机的发生。以上这些改良措施大大缓和了社会矛盾，同时也使政府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大为提高，不再是早期的“守夜人”角色所能够概括的。其次，当资本的有机构成不断提高，经济活动所需要的资本投入越来越大，资本的边际报酬越来越低以后，资本主义的发展就会越来越受到资本的限制。这时候，经济社会要继续保持发展的活力，就要减少对资本的依赖，转变到更多地依赖技术创新和效率提高的方向上来，即积极发展那些高新技术的行业以及资本投入少却能提供更多就业机会的服务行业。而高新技术行业和服务行业要取得发展，就离不开政府从中积极地发挥作用。高新技术的发展一方面需要以发达的基础科学研究作为基础，而这种竞争前的科学研究必须由国家来承担，政府要提供必要的资金投入，另一方面要建立起完善的保护专利和知识产权的制度，从而使作为技术创新主体的企业具有创新的动力。从发展服务业来说，由于现代服务业往往是提供虚拟化的产品，并且是在陌生人之间进行的非人格化交易，因此要使其得到健康的发展，必须具备完善的保护契约权利的司法制度[1]16-19。一个国家在司法制度方面的完善程度，往往决定了其现代服务业的发达程度。
三、后发现代化国家政府的作用
十九世纪以后，英国经过工业革命，成为了“世界工厂”，率先实现了现代化。面对这一现实，德国等后起的国家开始探索一条新的发展道路，从而能够加速实现工业化，赶上英国这样的老牌国家。在这样的背景下，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提出了著名的保护幼稚工业理论，认为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工业的发展对一个国家具有重大的意义，一个国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要采取不同的贸易政策，落后国家要通过高关税的手段保护本国工商业的发展，从而逐步赶上先进国家。德国、日本等国家的发展实践表明，实行这种发展模式在一定时期内也能够迅速地发展工业，从而赶上先进的国家。但是这种发展模式又是以弱化市场机制的作用，过分突出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作为代价的，从长期看并不能够为经济上的效率提升和结构优化提供一个坚实的制度基础，因而是不可持续的。同时，在这种发展模式下，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受到了限制，而国家资本主义却得到了迅速发展，从而使这些国家的民主、法治制度难以实现，独裁主义却逐渐发展起来。再者，这种发展模式还会引发各国之间的贸易保护主义以及在世界上争夺产品市场和原料产地，尤其是对于后起的国家而言，两次世界大战均为德国首先发动起来，这也不是没有来由的。正是有鉴于此，二战后在以美国的主导下，资本主义国家建立起了以关税贸易总协定为主体的世界贸易体系，以保护自由贸易，同时还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基础，建立起了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主体的国际金融体系，以稳定金融市场。二战以后，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和香港等国家和地区抓住当时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的机会，充分利用自己劳动力廉价的比较优势，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的行业，并积极实施出口导向的政策，从而实现了长时间的经济快速发展，成为令世人瞩目的“亚洲四小龙”，创造了“东亚奇迹”。但是这种发展模式又是以劳动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投入作为基础，而不是以效率的提高和技术的创新作为基础，因而是不可持续的[2]43-47。同时由于它们过分强调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政府对经济活动存在着过多的干预，这也必然会带来严重的裙带资本主义问题。因此，当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爆发以后，这些经济体都受到了重创，不得不开始一个痛苦的调整过程。总之，这些后发现代化的国家在发展的过程中，通过突出政府的作用来来加速经济发展，而不是亦步亦趋地走先行现代化国家的发展道路，这也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的一面，但这同时也是一把双刃剑，会使市场机制受到人为的扭曲，从而使经济效率难以提高，产业结构难以优化。与这种经济上市场经济制度不健全相伴随的是，政治上也难以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和法治制度，两者互为因果，互相拖后腿。要突破这种困境，这些国家必须实现经济上的市场化和政治上的民主化的双重转型，使两者相互促进，从而真正实现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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