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社会民主主义国家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从十九世纪后期开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产生了以伯恩施坦、考茨基为代表的修正主义派别，他们坚持社会主义的理想，同时又对其中空想的部分进行了修正和扬弃：在政治上放弃了暴力革命这种实践已经证明是过时的斗争方式，而主张走上一条通过议会进行合法斗争的道路;在经济上并不主张消灭私有制和市场经济，而是在保留私有制的同时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在保留市场经济的同时加强经济的计划性。二战以后，社会民主党逐渐在北欧国家取得了执政甚至是长期执政的地位，建立起了一种社会民主主义的发展模式，其中以瑞典表现得最为典型，为人类探索出了一条值得借鉴的发展道路。在民主宪政的框架内，瑞典社民党依靠自己政策的正确性，代表了广大人民的利益，得以连选连任、长期执政;在经济建设中把效率和公平统一起来，实现社会的同向分化和共同富裕;在社会政策上正确处理劳资关系，同时调动工人和企业家两个方面的积极性，实现劳资的双赢;在政治上有效地防止特权阶层的出现，杜绝官员以权谋私、贪污受贿，长期保持廉政。“构成民主社会主义模式的是民主宪政、混合私有制、社会市场经济、福利保障制度。民主社会主义核心是民主。没有民主的保障，其它三项都会异化和变质。”[6]这种模式一方面既坚持了市场经济的基本制度，如私有制、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等，从而保持了经济发展的活力，另一方面又建立起一定范围的国有制经济，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政府对经济活动等实行一定程度的计划管理，从而实现国民共同富裕和经济稳定发展的目标。在社会政策上，这些国家实行高福利和高税收的政策，建立起发达的社会保障体系，对国民实行从摇篮到坟墓的高福利政策，同时又对企业以及公民征收高额的税收，宏观税负达到50%以上。这种模式有其成功的一面，目前这些北欧国家已经成为世界上人均国民收入最高的国家，同时又有效地抑制了社会的两极分化，保持社会的和谐发展，成为世界上最为稳定的国家。但是它同时也存在着一系列的负面作用：一是很高的税收负担使企业以及公民从事经济活动的动力受到了影响，投资与创业的积极性下降;二是刚性的高福利制度使政府在这方面的支出十分巨大，日益成为社会沉重的负担，同时也养成了公民过度依赖国家的心理。2009年开始发生的欧洲国家主权债务危机，就是与这种刚性的高福利制度直接相关的，它们至今还没有走出危机的阴影。当危机发生时，政府已经濒临破产的境地，不得不准备采取一系列降低社会福利、削减财政支出的措施，却遭到了它们国民的强烈抵制，罢工浪潮一个接着一个，从而迟迟难以出台。这种前车之鉴对于后发的国家而言是很值得吸取的：一方面社会福利不能没有，基本的社会保障制度必须建立起来，从而社会才能保持稳定;另一方面又不能把社会福利的口子开得太大，否则到时候会骑虎难下，从而对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了十分不利的影响。
五、计划经济国家在转轨过程中政府的作用
1920年代末期，作为世界上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逐渐建立起了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即“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二战以后，在东欧国家以及蒙古、中国等国家在苏联的影响下也纷纷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国家，并全面复制了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由于这种制度的极大僵化性，缺乏应有的信息机制和激励机制，始终无法解决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经济活动的效率问题，致使经济社会发展走进了一个死胡同，变得难以为继了。从1970年代开始，无论是苏联和东欧国家还是中国，都不得不实行改革，改变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实现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其中，苏联和东欧国家发生剧变后，对经济实行“休克式疗法”，试图一举打破旧的经济体制，全面建立起符合西方国家标准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但这种激进的改革并没有实现预期的目标，相反还给社会带来了剧烈的动荡，经济上出现了很大的倒退。为了校正这种严重的后果，这些国家又不得不重新对经济改革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加强了国家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而我们中国实行的是一种有别于这些国家的渐进式改革，没有一步到位地实现新旧体制的转换，而是在存量部分保留旧体制的同时，在增量部分实行市场化的新体制，当时机成熟后再对存量部分进行改革，从而实现体制的并轨。我们的改革就是在这种双轨制的道路上不断地取得突破和进展的，这样一方面避免了激进式改革所带来的剧烈动荡，另一方面又使新的市场经济体制逐渐建立起来，促进了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然而，我们的这种渐进式改革在实行市场化的同时，政府又保留着巨大的经济权力，掌握着大量的要素资源，对经济活动实行各种形式的管制。我们一方面市场机制并不完善，经济效率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另一方面贪污腐化、权力寻租的现象又十分严重。这意味着在转轨过程中，我们一方面要实行必要的双轨制，使政府能够有效地控制改革的进程，减少改革所带来的社会震荡，即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另一方面要限制政府的权力，实现要素的市场化，消除政府对经济活动的过多管制，即要更好地发挥市场的作用。这是一个两难，但是我们只有正确地处理了这一两难，才能够成功地实现体制的转轨，建立起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同时，我们过去所追求的公正、平等、共同富裕等这些社会主义的理想也不会完全成为过去，改革不可能是对资本主义的完全复归，何况当今的资本主义国家也在不断对地自身进行改良，不断地吸取社会主义的一些长处，使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出现了合流的局面。因此，我们要完全抛弃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实行资本主义国家曾经实行过的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这既不可能也不必要。倘真至于此，那不是历史的进步，而是历史的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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