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规模政治事件后凸显的民主政治死穴
搜狐文化：对法国社会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王鲲：在政治上面会有一些极右的党派在宣传当中去煽动民族情绪，这种民族情绪的煽动是为了满足它自己的政治诉求，极右党派一直的口号就是把移民要赶出法国，退出欧盟这一类非常极端的口号。但是之所以它能够笼络住这么多人，基本上就是笼络了法国的两个极端，一个是极端有钱的人，因为他们担心自己的财富受到影响，他们本来的恬静生活被移民所打扰，所以他们才会支持这些极右的观点赶走移民。另外一部分是经济衰退的直接受害者，是社会底层的工人，他们也可能会认为我之所以没有工作是因为移民太多。
除此之外，还有一部分是老移民对新移民的情绪，老移民已经拿到身份，他们会对新来的或者说社会地位不如他的移民歧视。这种极端恐怖事件之后实际上对于西方民众的煽动性是很强的，如果是在政治里面有些政党进行煽动的话，他们的煽动最后就直接体现在他们的选票上，这也是民主政治的一个死穴：一旦出现大规模的政治事件，紧接而来的选举很有可能让这些极端主义政党就拿到政权，当年希特勒就是这么上台的。这一点也是西方人经常反思自己制度缺陷一个很重要的点。
搜狐文化：如何解决民主政治的“死穴”?
王鲲：我觉得如果除了政党和民众之外，没有其他的思想因素介入到政治辩论当中的话，社会真的就会变成极端的民众和政党之间的交易，大家只要讨好选民就可以了。所以如果要让所谓民主化的制度回归理性的话，就应该更多地去开放公众平台，让相对比较平和、比较中立的价值观再次回到公众平台上。
搜狐文化：二战刚刚结束法国产生了一批活跃的思想家，甚至可以称为“大师”，公共辩论的气氛也是很浓厚，而现在法国产生的“大师”也很少了?
王鲲：我觉得应该从全球化的角度去理解这个问题。今天我觉得之所以不能产生思想性的大师，因为绝大数的公众所获取的对世界理解的渠道实在是太多元化了，所以就算是真的有大师也不一定能掌握住所谓的主流媒体的话语权。这个回到哲学中的范式问题，大家在不断地一个范式一个范式地往前走，从黑格尔哲学到马克思主义，到后来的功能主义再到结构主义，到萨特的存在主义，等存在主义过去之后又有一个回潮。其实在思想界树立再推翻，再树立再推翻，是人类对整个社会进一步深入了解的一种方式。
但是在现实生活之中，不能要求每一个民众都有很高的哲学思辨能力。过去的法国可能更多的是左派和右派都有自己的知识分子，他在讲很多的政策，对世界观的理解，会对民众有很多的影响。现在的确是每个人都有投票权，但是他们投票的方式由于受到集体化的影响，在媒体发展之后，民众是往往处于一种比较多元的影响之下的，有很多时候他就没有很多明确的政治导向，往往就会跟随着个人的冲动、理解去做事情。
搜狐文化：这可能也是全球化带来的一些矛盾之处，一方面全球化造成了信息更加多元，但是另外一方面，可能信息接触多了你的思想性、深刻性、或者说你的理性就会被削弱，特别是在政治生活中就会变得很冲动。
王鲲：真正的理性分析会被冲淡。我觉得人类还是在随着历史的演进在不断地更进一步地了解自己，只不过就是说我们是摇摆中或者是在螺旋中往前走。人类对自己的反思是没有停滞的，中间肯定会遇到问题，比如说大家都在说全球化时代因特网的影响，但是谁也没有想到，因特网的影响会对人类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真正意义上的影响，我们在网上买东西更方便，语言沟通之间的速度提升这些实际上都是表象，最后它会给人带来世界观的变化，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带来很多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应该说才刚刚开始，也就是说作为全球化一个发展到高速阶段的社会才刚刚出现一个雏形，还没有形成真正的全球化。这种恐怖袭击在人类历史上并不是从来没有过，只不过我们面对恐怖袭击的思考方式完全颠覆了，就是我们不再用1914年的时候的思路去面对今天的这个恐怖袭击事件。当时(1914)年的恐怖袭击(奥匈帝国斐迪南大公被枪杀)直接引起了世界大战。但是100年之后这个恐怖袭击不会引起世界大战，但是它会引起什么?人类社会怎么去合作遏制这种事情的发生?除了军事打击之外我们还能做什么?
采访编辑：王远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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