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承认，改革三十年来中国在经济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国人都能感觉得到，估计日本人也有感受，比如普通中国老百姓到日本旅游，从前想都不敢想，现在每年有几百万人次，今年恐怕要突破五百万。但由于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相比相对滞后，就造成了一部分人利用权力寻租获得了更巨大的社会利益，人们对社会的不公平感受特别深刻。事实上，总体说来每个阶层都有获利，但获利的份额非常不同，人们就感受到不公平，希望继续改革。如果没有相应的政治体制改革，中国经济能不能可持续发展，社会能不能稳定，这就是当前中国所面临的问题之一。
中国有一个特殊的问题就是讲究正名，名不正则言不顺，比如规定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和整个国家的指导思想，进行改革开放很多做法是否符合马克思主义?马克思讲要公有制、一大二公、计划经济，你搞改革开放，有市场经济，是否符合马克思?最开始大家都认为马克思说的是对的，谁都不能反驳;中国的现实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觉得中国必须走市场化，有一定的商品经济，于是就开始说不争论，我们回避这个理论上的争论，可以先进行一些改革，看好还是不好，人民欢迎不欢迎，如果欢迎那就是好的，就可以继续做。但因为中国高度重视意识形态，长期不争论是不行的，后来就提出一个理论叫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开始提出来的时候，它的基本核心就是说马克思的理论是对的，计划经济是对的，公有制是对的，但是马克思设想是这个社会工业高度发达之后才能实行，中国现在还很落后，工业还不发达，所以必须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在还必须有市场经济，必须改革开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开始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提供了一个理论基础，但是从90年代起，就强调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指中国是有自己的文化、历史、政治特色，世界上通行的其他政治制度，普适价值、普适原则不适合中国，也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80、90年代起了不同的作用。80年代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该是中国在经济方面和世界上普适的市场经济体制接轨，突破苏联模式，走市场经济道路;到90年代以后直到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说中国有自己的特色，其他的很多制度不适合中国，这是一个意识形态上的争论。
我认为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除了经济上的成就，实际更重要的是市民社会的兴起，因为有私人企业，有民营企业，开始出现市民社会，打破了从前的全能主义社会模式，个人的独立性大大增强，民营经济的GDP已占到65%左右。很多人开始有自己的选择，个人可以不在国家单位工作，国家单位开除了个人，个人可以到民营企业工作，人的自由度大大增强。还成立了许多民间组织，成立了NGO、基金会，一些主要从事环保、慈善的机构。开始的时候，这些组织和政府发生什么关系，怎样合法，没有法律登记，但是有一个特殊的词汇“挂靠”， 建立慈善组织或者民间机构，明明是你们建立的，你们出的钱，但是“挂靠”必须在一个国营单位下。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后，民间社会的能量、力量和意愿、救灾速度甚至效率在某些方面超过了政府，民间机构人人捐款，民间机构志愿者空前发达，所以2008年中国政府对NGO组织态度发生了变化，从前是警惕的、怀疑的，2008年开始，认为它可能对政府工作和对社会有帮助，所以人们把2008年称为中国公民社会元年或者中国市民社会的元年。民间机构发展得很快，现在对公民社会或者市民社会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也是中国现在面临的、改革中必须解决的问题。中国从前也有各种各样的行业协会，它们实际是政府组织，政府官员担任行业协会的会长、领导。2015年7月8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构脱钩整体方案》，要行业协会和政府职能脱离关系，真正成为一个行业的协会。但同时又规定这些脱离关系的行业协会包括所有的NGO、基金会、民间组织都要成立共产党的组织，成立党委会。这就是说脱离了政府行政机构，又要成立党的组织加强党的领导，究竟怎样运作，怎样活动，是双方需要探讨的，一方面是共产党需要解决怎样领导、管理民间社会、民间组织的问题，另外民间社会也面临着怎样建立党组织、怎样接受它的领导的问题。这也是中国社会面临的问题。我认为无论如何，市民社会的兴起，公民意识的觉醒，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最大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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