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一个政权的清廉是一劳永逸的。人性本恶，一旦有机会，人们就会变得腐败。这就是说，要保持一个政权的清廉，改革是一项永恒的事业。政权的外在环境变化了，政权就要通过进一步的改革来防止腐败和遏制腐败。
建设清廉政府必须通过包括经济、社会和政治与行政体制方面的改革而实现。下面，我们就从这三步来讨论清廉政府建设。
一、 经济改革
一般地说，在讨论清廉政府的时候，人们大多都会关注政治改革，而忽视了经济改革。但是，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经济改革甚至比政治改革更为重要。
那么，经济改革如何可以使得政府变得清廉呢?我们可以从如下的具体制度细节来理解。最重要的是实现政治和经济的分离，在经济和政治之间建立边界。如果没有这个边界，政府可以随意动用经济资源，腐败就会变得不可避免。
其次是预算制度的确立。经济和政治有边界，表明政府的运作必须“取之于民”。政府本身不是生产者，那么其运作所需要的经济资源只能来自社会。那么，社会如何保证政府不会滥用其从社会吸取的资源呢?那就是预算制度。经验地看，所有清廉的国家都具有透明的预算制度。预算制度可以说是一种“数量化”的管理。
无论是经济和政治之间的边界还是预算制度，这两方面最重要的制度在中国仍然处于非常初步的阶段。经济和政治之间还没有任何边界。计划经济时代，政治和经济合为一体。改革开放以来，其中一个改革目标就是“政企分开”。不过，现实的情况令人担忧。首先是私有化。私有化或者民营化的确是政治和经济之间设定边界的一个有效方法。但民营化了并不是说政府和经济之间就有了边界。为什么?边界是否能得到确立还取决于两个因素。第一，是否存在着保护这个边界的法律体系，及其法律体系是否运作;第二，政治和经济之间的力量对比。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民营企业得到了很快的发展，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国家在保护民营企业方面也有不少努力。例如修改宪法使私有财产合法化，也通过了《物权法》来保护私有财产。但是这种法律上的保护并没有转化成为现实的保护。主要原因在于政治和经济之间的力量对比还是非常悬殊。中国还没有改变政治主导一切的局面，政治力量可以随意越过政治边界，闯入民营经济领域。民营企业如果不和政治权力合作，那么命运就会非常悲惨。这样，法律的信誉无法确立，民营企业很难通过法律来保护自己的边界，它们不得不求助于法律之外的手段。例如通过和政治权力结盟，收买政治权力，而所有这些也滋生出无穷的腐败现象。
同样重要的是，没有政治和经济的边界连国有企业的产权也难以保护。在中国，国企既导致了国家权力的腐败，也导致了国企内部的腐败。为什么?首先，到今天为止，国企没有完全企业化，因为国企老总仍然保持着行政级别。国企老总们与其说是企业家倒不如说是政治人物。这个行政级别是国企自己要求保留的还是国家要保留这个以图对国企进行控制?国家要控制国企的因素可能更为重要。也就是说，国家政治权力和国企之间不存在明显的边界。这样，国企可以借用国家权力来发展自身，而国家权力可以任意闯入国企而获得利益。两者的利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在预算制度方面，中国的问题更为严重。简单地说，中国还根本没有最基本意义上的预算制度。预算最重要的就是数字细节，其他国家预算中都会把每一分钱的用处说得清清楚楚。但中国的预算是没有细节的，所谓的预算就是大概给一个数，也不知道这个“数”的根据在哪里。“预算去了哪里?”的问题更是没有人可以回答。
实际上，即使执政党也已经意识到，没有有效的预算制度，政府官员的腐败行为很难得到遏制，这些年来，无论是政府还是社会，很多人都在呼吁建立预算制度。为什么建立不起来呢?这需要我们继续思考。
政治和经济的分离和预算制度是清廉政府的宏观制度条件。要保证官员的清廉，还需要其他很多制度的配合。从其他国家的经验看，有两方面的经济制度非常有效，一是在发展早期的高薪养廉制度，二是收入的货币化。
高薪养廉至少在一个社会发展的早期是非常需要的。如果从政者没有足够的收入来源来维持一个体面的生活，或者说不能有足够的正当收入，那么权力“寻租”和腐败必然流行。为了应对这种情况，后发展中国家就有了“高薪养廉”的实践。然而，等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高薪养廉的效用就会逐渐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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