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高薪制度，还有一个非常有效的制度就是官员个人收入的透明化，而实现透明化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官员收入的货币化。官员的消费水平和其收入水平应当是对应的。货币化有利于对官员进行监督。
在中国的经济领域，还要简单讨论一下“原罪追究”问题。今天，无论是企业家还是政府官员，凡是手中握有大量的财富的都感觉到很不安全。因此，一有机会，他们都想把财富通过各种方式转移到国外安全的地方。“原罪追究”的声音在中国一直非常响亮。这里已经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导致了财富的加速度流出。
那么，如何跳出这个恶性循环呢?根据西方的经验，一个通用的办法就是通过制定新法律，规定在某一时间段之前的非法收入，免除“原罪追究”，强制或者通过税收等机制鼓励这个群体投身到办学、社会慈善事业等。这样既留住了财富，也有益于社会。然后，在这一时间段之后，对他们的收入通过以上所讨论的种种举措来监管。中国不妨从这些先发展国家学习如何处理这个问题。要不这个恶性循环继续下去，要不对此进行“去道德化”处理，跳出这个恶性循环。两者可能各有利弊，但从长远看，后者的利肯定高过前者。
二、 社会改革
在讨论如何建设清廉政府时，最容易被人们所忽视的是社会的改革。不过，历史地看，社会建设对清廉政府的建立怎么强调都不为过。简单地说，社会建设可以为清廉政府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不仅减少官员腐败的动机，而且也对官员的腐败构成有效的社会压力。
腐败是官员追求私人利益的结果，即经济学上所说的“寻租”。如何减少和控制官员的寻租动机和行为?等到社会进入到中、高等收入阶段之后，“高薪”方法需要调整。这不仅是因为这个时候官员无需通过“高薪”也能享受体面的生活，而且也是因为在这个阶段，社会成员的教育水平提高，人们对政治参与的要求也开始出现，“高薪”的方法会变得比较具有争议性。
根据欧洲的经验，这个时候的社会改革必须到位。社会改革就是要建设基本社会制度，包括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和公共住房等。这些也就是今天中国在讨论的公共服务。社会制度的建立对减少和遏制官员的腐败动机非常有效。因为有了这些大家都可以得到的服务，官员就无需通过自己的权力来获取。
建设社会制度不仅关乎官员，而且也关乎一般社会成员。清廉政府能否建立，社会整体对腐败的态度很重要。一个社会如果存在着反腐败的文化，那么就会对腐败产生强大的社会压力。但如果一个社会普遍接受官员的腐败行为，对腐败冷漠，那么社会压力难以产生。中国社会这方面也面临困难。社会成员一方面抱怨官员的腐败，但对一些人来说，一旦自己获得了权力，也同样会腐败;对他们来说，抱怨官员腐败，是因为他们自己没有腐败的机会。
社会改革的另一方面内容即培养社会力量，对清廉政府建设的影响比较容易理解。这里我们从两方面理解。第一，如果社会力量微弱，社会没有自我管理的能力，那么就需要政府来管理社会。这意味着政府的权力范围的扩大。而政府权力范围的扩大则容易导致腐败，因为政治腐败总是和权力有关的。从这个角度看，中国政府面临困境。长期以来，中国管得太多，什么都管，什么都管不好。而正因为政府管得太多，社会没有足够的成长空间，高度依赖政府。政府管不好，社会又依赖政府，这样社会和政治之间就产生了紧张关系。如何跳出这个困境?唯一的办法就是向社会放权，或者还权于民。分权于社会，社会就会得到空间发展，社会就会逐渐发展出自我管理的能力。而社会自我管理能力的提高，就会大大减轻政府的负担和责任。也就是说，政府的权力范围就会缩小。而权力范围的缩小非常有利于清廉政府的建设。
第二，向社会分权可以培养社会力量，对政治权力构成制约。中国已经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社会力量有了长足的成长，人民对政治的期望和参与政治的愿望也在快速增加。这要求政府以加速度改革自身，来满足社会的要求。
三、 政治和行政体制改革
清廉政府的建设更需要通过政治和行政体制改革。实际上，前面所讨论过的很多方面的经济和社会方面的改革都必须通过政治改革才能推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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