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是政治内部的边界问题。政治和经济、社会要有边界,政治内部也要有边界。在中国,一个突出的问题是政治领域和公务员领域要确立边界。任何国家的管理都需要公务员,主要是专业人才组成,是非政治性的。对公务员的廉政建设,也就是“吏治”,各国已经积累了很丰富的经验,例如前面所讨论的预算、收入的货币化和透明化等。对中国来说,最重要的是要对公务员系统进行“非政治化”。
从清廉政府建设的角度,这里还有一个社会培养政治人才的问题。到现在为止,中国的大多数政治官员都是从内部也就是执政党体制内培养出来的。官员都是从低层一级一级地往上提。这里有两个主要缺陷:第一是培养干部的封闭性。因为在系统内部培养,干部很容易和社会脱节,这些官员在社会大众的心目中的合法性也就是认可度就经常会成为问题。第二是官僚心态。中国政治官员和公务员不分,两者都是同一个系统培养,因此中国往往缺少政治家。
如何改善?从公务员系统培养一个干部仍然会继续,因为它毕竟是一个重要的途径。但此外,执政党可以考虑社会培养干部。社会培养干部有几个方面的好处。第一,社会培养干部对执政党来说成本很低。现在执政党培养干部什么都自己培养,成本非常高。第二,社会培养干部可以强化执政党的合法性。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些人从社会打拼上来,是竞争出来的,社会的认同度就高。第三,社会培养干部比较清廉。这些人本来就是社会各方面的精英,社会和经济背景比较好,他们出任公职不是为了养家糊口。
——摘自郑永年《关键时刻:中国改革何处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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