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一轮的城镇化大潮的催击下，将下属的县(市)改区，从而壮大中心城市的发展空间，这是目前很多大城市通常会采取的方式。对此，民政部曾多次发言强调：‘县改区’必须本着有利于行政管理、有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有利于环境的改善和人民群众生活质量提高的原则进行，要从本地的实际情况出发，充分调查研究，按照精简、效能的原则，合理调整大中城市市区行政区划，这样才能做到造福一方，让老百姓切实享受到工业化的惠泽。但我国地域辽阔，各大城市之间以及单个城市内部城区之间在区位、规模、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特色等方面有较大差异，倘若盲目效仿、一哄而起，就会造成“适得其反”的效果。
话是说得不错，但在“撤县设区”这一问题上，还是有些官员趋之若鹜，丝毫不顾本地的实际情况。他们之所以热衷于撤县设区，自是由于功利相诱：那就是今后既可以争取到更多的项目、土地、资金和政惠，而且当地领导也更容易受到重视和提拔。
俗话说：“凭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在这些官老爷们看得见的好处背后，隐藏的是基层民众耗费的一笔不菲代价。具体来说，其害有四：
一，公共基础设施转移导致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严重不便。
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牛凤瑞认为，县和区最大的区别，就在于规划权和建设权，改成区后，把规划权和建设权上收，有利于大型城市在自己的辖区内进行统一规划。亦即是说，“撤县设区”只符合大型城市“对外扩张”的需求。
相反，对于广大普通城市来说，如果主城区太弱，对周围辐射能力不够大，这样的城市还处于一个集中化阶段，还要吸收邻近地区的要素，尤其是如果县和地级市离得很远，市带动力量不大，改成区对当地就颇为不利。确是一语中的。
长期从事“城市化”问题研究的旅意学者周彬芳在著作《“撤县(市)设区”中的多方博弈》中力陈时弊，穷形尽相的阐释了盲目撤县设区给当地百姓造成的麻烦与不便。该报告采取纪实性的手法，以陈明辉、李俊才等多名居民为例，可谓倍加详实。
陈明辉指出，“以前村子口不到四公里外，不远儿……就有一所小学。撤县(设区)以后给弄没了，老师们也走了……现在再想送孙子上学，就得开三轮车跑四十里地……我都64了……”。
刚过中年的李俊才也与老陈面临同样的困境，他的儿子很快就13岁了，但撤县设区后，最近的一家初中离他家也有百里之遥。经济状况日益拮据的他，还是不得不动起“自己打两份工，让老婆进城陪读”的打算。
另据知情群众反映，“撤县设区”使得当地公共基础设施日益向市中心靠拢，甚至有些人连存钱、邮寄、看病、买菜都十分不便。
“平时有个头疼脑热的根本没处医!”“我连给儿子汇个钱都要骑自行车走三、四十公里。”——报告字里行间内所充塞的苦衷，恰是老百姓“深受其害”的真实写照。
二，波涛汹涌的土地之争使辖区的农民利益大为受损。
《管子·五辅》篇曾经说：“明主之务，在于强本事，去无用。然后可使民富。”也就是说，智者立国，首在重视农耕，兴立屯田，保证粮食丰足。
自古以来，未有倒行逆施而保其黎民、社稷者。南宋便是一例。其对商业的扶持，堪称无以复加。《梦梁录》卷13《夜市》载：“杭城大街，买卖昼夜不绝，夜交三四鼓游人始稀，五更钟鸣，卖早市者又开店也。”
就连美籍学者马润潮都出言赞叹“南宋与印度洋北岸的阿拉伯帝国构成了当时世界贸易圈的两大轴心，宋代实在是世界伟大海洋贸易史上的第一个时期”。
但就是在这样一个被外国学者无比称道的历史时期，南宋却“北臣散关，丧帝崖山”，让大金和蒙古欺负的毫无招架之力。
这不单单是它秉承前代“重文轻武”的国策所遗之祸，更为主要的是，其在土地政策上陷入了“千年田换八百主”的怪圈。这就是说，为政者对官僚、富豪的兼并野心不加抑制，使得占其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兄弟的根本利益得不到保障，最终与统治阶级离心离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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