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反腐败机构的横向整合，中纪委驻国家粮食局纪检组组长赵中权建议，对现有分散在纪检监察机关(预防腐败局)、检察机关(反贪污贿赂局)等反腐败专门机构进行整合，建立“国家反腐败委员会”，作为相对独立的反腐专门机构。
对此，一位不愿具名的学者保持谨慎乐观。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反腐机构横向改革难度最大。因为涉及党务系统(中央纪委)、政府系统(监察部与预防腐败局)以及司法系统(检察院)，改革需要三大系统达成一致，这不同于一般的机构改革。
破解“同体监督”难题
近些年，中央纪委、监察部派驻纪检监察机构所在单位发生的腐案件日渐增多，比如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原局长郑筱萸案、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案、发改委原副主任刘铁男案等等。今年8月，上海高院纪检组副组长、监察室副主任倪政文嫖娼事件，再次引发学界对派驻纪检监察机构设置的反思。
这就是所谓的“同体监督”难题。实际上，为了破解这一难题，有关部门也做了不少改革的努力。2004年，中央纪委、监察部改革派驻机构的领导体制，将派驻机构由中央纪委、监察部和驻在部门双重领导改为由中央纪委、监察部直接领导。一年后，又对20个单派驻机构实行了统一管理，这在当时被视为纪检监察体制改革的突破点。其最大的突破，在于派驻机构从原来的受同级党委、上级纪委“双重领导”，改为由“上一级纪委统一管理，直接领导”。
针对反腐监督问题，在一些地方也做了一些改革试点。2007年11月，四川宜宾市南溪县撤销了全部15个乡镇纪委，设立了4个受县委、县纪委直接领导的片区纪委，他们分片包干全县乡镇，片区纪委不受乡镇党委领导。
这一“统一直管”的改革模式，破解了纪委受制于同级党委“同体监督”的难题，实现了基层纪委垂直领导，一度成为全国学习的样板。
然而，这个样板并不符合《党章》规定。根据现行《党章》有关规定，乡镇纪委应当置于乡镇党委和县级纪委双重领导下。于是，上述“统一直管”的尝试在2012年被叫停，所撤的乡镇纪委现已经全部恢复。
迄今为止，派驻机构统一直管改革已经推行了9年，而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任建明的话来评价，“派驻机构依然是‘同体监督’，没有实质性改变。”
虽然派驻机构实现了统一直管，但纪检组长仍是同级党组成员，归同级党组领导。而且，派驻机构的福利、待遇、工资乃至人事安排，都由同级党组负责。“屁股决定脑袋，这就削弱了派驻机构的异体监督功能。”李永忠说。
李永忠认为，相对于同体监督，异体监督更有效。“现在回头看，中央巡视制度相对有力、有效，就是得益于比较完全的‘异体监督’。而派驻机构主要受制于‘半同体、半异体’监督，不利于监督职能的发挥，致使其作用大打折扣，效果也就不理想。”
也有学者建议，纪检体制改革可仿照海关、税务部门的垂直管理方式，地方纪委与同级党委脱钩，上提一格，由上一级纪委监督下一级政府，实施上级纪委的统一管理和直接领导。
近期有舆论称，十八届三中全会可能讨论上述“纪检体系垂直管理”问题，但据《中国新闻周刊》多方求证，此事目前并未提上议事日程。
始于中共十六大的纪检体制改革，已经走过十年时间。而在下一步，这一改革又将何去何从?这让公众对十八大三中全会能否继续推进纪检体制改革有所期待。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任建明很早就提出改革现有反腐败机构体制。在他看来，未来反腐制度改革的关键，是反腐败的机构和体制设置。而反腐机构和体制改革的基本任务，应当是改革目前“条块分割”的机构设置和体制安排。改革的方案可以总结为十六个字，即纵向垂直，横向整合，授权充分，分步实施。
也就是说，首先要对反腐败机构内部进行垂直化改革;其次是对反腐败机构进行整合改革;三是通过体制改革和立法对反腐败机构进行充分授权;四是通过体制改革，设置与反腐败机构权力对应的外部和内部制约机制;五是对党纪和法律的某些关系做出必要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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