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央多次表态城镇化是我国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在新型城镇化的背景下，各地热衷于新城新区的规划报批。2013年，根据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课题组对中国12个省、区的156个地级市和161个县级市的调查发现，90%以上的地级市正在规划建设新城新区。
另一方面，今年上半年发布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中也多次提及旧城改造、棚户区改造等，并明确提出“加快城区老工业区搬迁改造，大力推进棚户区改造，稳步实施城中村改造，全面改善人居环境。”以及“注重在旧城改造中保护历史文化遗产、民族文化风格和传统风貌。”
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推进与发展，新城建设、旧城改造成为中国各个城市不得不面临的课题。
但可以看到的事实是，大量新城成为“空城”“睡城”，以及房地产开发商用以圈地，进行资源掠夺的代名词。而在棚户区改造中大量强拆事件的爆发，“千城一面”的城市之悲让旧城改造同遭诟病。
在提到这些问题的根源时，英国皇家建筑师宋忠良认为如今中国的城市规划大多是由政府官员说了算，老百姓的需求反而被屡屡屏蔽。归根结底，还是机制的问题。
他表示，通常只有当地人才知道什么规划是当地需要的。城市规划最核心的东西是人性，而不是钢筋水泥的房子。
在新型城镇化发展的背景下，面对城市转型的需求，我们需要考虑的是如何在城市规划中更好地杜绝上述问题的出现，城市规划又该如何回归到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中?
正如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刘长乐所说：“思考中的城市比亢奋中的城市更有力量”。
新城开发不是洪水猛兽
凤凰城市：2013年，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课题组对12个省区的调查显示，12个省会城市，平均一个城市要建4.6个新城新区;144个地级城市，平均每个规划建设约1.5个新城新区。您如何看待这股新城开发热潮?
宋忠良：如今的政府官员热衷于新城镇的开发，不可讳言，这与GDP有关。但实际上，很多政府官员都是背了黑锅。官员们都想升迁，然而中国现行体制下，一位官员想升迁，仅仅把城市的下水道建好了没用，建了新城后才有机会。不过中央政府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了，在中组部选拔干部的标准中，也不仅仅将GDP作为选拔依据。
我们不必将新城镇开发当做洪水猛兽。全世界都在开发新城，没有开发的地方只是一潭死水，经济上不会活跃。就像物理学上提到的物质不灭定律，地球上的资源就这么多，不会消失，也不会生长，经济越来越好，是因为交换和流通。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能引进一些机制，就可以解决问题了。问题的关键不是新城镇该不该开发，而是启动新城镇发展的程序是怎么样的。新城镇开发不是一两个官员拍脑袋决定的，也不是中央在北京规划云南山区的发展，他们不具备这个能力。中央应该把握大方向，而细目应该由地方，即从省到市再到区来做规划。
通常只有当地人才知道什么规划是当地需要的，这也是我想强调的一点，城市规划最核心的东西是人性，而不是钢筋水泥的房子。
新城不是不能建，关键是谁来决定这个地方应不应该建造新城?照现行的机制，通常是老百姓骂，政府背黑锅，没人受惠。建设的新城项目必须得到老百姓的认可，相关美学上的规划由专家学者去做，而政府应该仅在最后的法令上进行把关，即确认是否违法，执行相关公权力。最后出来的效果即使不如意，那谁也不能怪谁。
此外，国家行政单位可以做一些大面积的把关，尤其是容积率，不要归到很细节，容积率足以把关一切。
凤凰城市：但新城开发中还存在一个问题，中国城镇化的推进导致一些新城规划大批量出台，与此同时，相关的市场需求也随之来临。在发展中，大量新城求快，因此在缺乏产业支撑的情况下，采取房地产开发的手段，频繁“造城”，以此加快“城镇化”进程。而这样的“被城镇化”通常会导致市场供应无法顺利运作，或是新城没有产业入驻，缺少人气，成为空城。
宋忠良：我在台北市主持过一个建筑案，叫大叶高岛屋，是百货公司的开发案。台北市的百货业竞争非常激烈，加上这个地方在台北市的郊区，不是一个很有竞争力的商业地段。我帮业主出的规划是，招商免费，所有入驻的厂商租店面都不需要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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