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已再次进入要推进思想突破，以此带动制度变革的新临界点!然而，今天各行各业的中国人，在憧憬中国的前行方向时，普遍却陷在以下三种思想迷障里走不出来：
第一种主张，是全面向西方学习，实际上就是全盘西化。其典型话语，是要求中国继续“融入人类文明主流”，推进“普世价值”，也就是说，要中国无论在经济、政治还是社会体制上，都向欧美发达国家看齐，它们的现在就是中国的未来。这一套话语体系，其实又是近三十余年来改革开放话语体系的一种表现，而在当下却已蜕化为开放教条主义。
第二种主张，是回到建国前三十年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体制。这套现今被贴上“毛左”标签的思想观念，强烈认为前三十年的“一大二公”才是理想形态，而改革开放则是资本主义的全面复辟，所剥夺的乃是广大工人、农民的利益，完全无法体现社会主义的公平公正。
第三种主张，是觉得无论全盘西化，还是回到“毛时代”，都背离了中国的具体历史和文明传统，因此最好的选择，是回到更古老的中国过去，也就是以儒家文化为主的古典中国文明传统。一言以蔽之，就是认为中华文明的复兴，最好的途径乃是回到老祖宗，甚至应该上溯到“三代”和“周公之治”。
这是关于中国未来的三种典型观念表达，其他类型的主张，还有很多，但都是旁枝未流、不成大音，在此不作评述。为何说它们已成为中国人前行的思想迷障?
首先，这三种思想，不是在历史中失灵过，就是在现实中失灵了。上世纪70年代末为什么要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下转向改革开放，还不是因为前三十年的“一大二公”话语体系及相关制度安排，在那时效用已基本用尽、无法提供更多的正能量了嘛。第二种“回到毛时代”的主张，对“毛时代”的美化，可能连毛主席本人也不会赞同，一时代有一时代能做的事情，那时代能做的，换个时代可能就无法去做、也不必去做了。
中国更老的传统，也曾在回应现代西方世界时，有过惨痛的失败经历，凭什么说换个时间，现在就能带中国人走出五彩斑斓?在谈论中国的“复兴”或向历史的常规时代回归时，一种错误的观念，是认为今天中国又可以恢复朝贡体系了，这其实也是不可能的，当代世界早已是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不可能简单地回到唐宋明清，回头路是走不了的。
至于第一种，在2008年欧美金融危机后，整个西方的主流知识界都陷入思想困境，对近代以来的西方思想知识体系及相关的的制度安排都在反思，认为它们已无力应对当下西方在经济、政治和社会各领域出现的新难题。“普世价值”、“多元文化”、“福利社会”等等在原产地都已病厄缠身的思想知识和制度体系，凭什么说搬到中国来，就能把中国的问题都解决好?
其次是，任何思想知识和制度体系，都有其人口规模和具体生活场景的限制。能够解决一万人生产生活问题的思想和制度，不一定能解决十万人的问题。规模越大的国家，复杂程度越高，对知识思想和制度的要求也就越高。卢梭写《社会契约论》，当时所想的不过是瑞士这样的小国家的治理。托克维尔也指出，大国会有理想担当，而小国多很安逸无争，心理状态和所需要的内部组织，都是不一样的。
为什么已不可以再回到前三十年、不能简单模仿西方、也不能一味从中国古典传统中找药方?是因为所有这些知识思想体系，都没有遇到过今天中国这样一个巨型国家所遇到的问题。
从古到今，有过一个13亿人口的国家实现过工业化、城市化和全民社会保障吗?近代以来人类所创造出来的最有效的思想知识体系，顶多也就处理过3亿人口规模国家(即美国)的问题，然而就在这3亿人口规模的国家，思想和制度都已面临衰退、不够用。中国古典传统、建国前三十年的传统，同样有这个问题。
中国今天遇到的挑战，从复杂程度看，是人类历史上从未经历过的，过去的思想知识体系及相关制度安排，所致力解决的只是过去出现过的问题与挑战，今天都已经过时了。
“世上没有救世主”。当21世纪的大幕掀开、中国再次迎来复兴势头时，如果中国人的思想，还一味停留在过去的吉光片羽中，中国是不可能为自身、也为世界开拓出新的文明格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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