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已处于新一轮思想突破的临界点
时代的改变，又意味着中国需要全面推进思想改变。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已多次有过思想突破，随后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等方面实施改变。最近的两次思想突破，分别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建立时转向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和1978年全面推进改革开放。
1949年是中国在大陆结束国共内战的年份，也是中国结束百余年来受外国侵略、重新实现国家统一的年份，那一年实际上也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思想突破的一个临界点，由之前的“救国救亡”、“两条道路的斗争”，转向以公有制为特征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
“公有制”和“社会主义”为什么会成为新的话语正当性?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工业化的需要而已。这个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当时面临的最大问题，恰如美国汉家家费正清在《美国与中国》一书中所说的那样，乃是如何摆脱贫困，而其途径则是工业化，工业化的前提，又是资本和技术投入。
一个刚刚结束内战的国家，哪来工业化所需的资本和技术?只可能两种方式：一是接受外部资本和技术转移，二是内部资本积累。1949年的世界，是一个逐渐进入冷战状态、敌我两分的世界，中国不可能像三十年后那样，可以充裕地从经济全球化浪潮中吸收资本和技术，最多只能接受苏联的资本和技术转移，这解了中国工业化的燃眉之急，但却又是极不充分的。怎么办呢?
正如著名“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先生所指出来的那样：只能实施内部剥夺进行工业积累，而剥夺的最大对象，则是农民。1956年，新中国完成了三大改造(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结束了社会主义过渡时期，马上就确立了以公有制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制度，而它在农村的表现，则是将土地制度从私有变为公有、推动土地集中。放到今天来看，土地集中和公有制无疑削弱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是不利于农业生产力的发展的，为何还要推行呢，难道仅仅是因为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狂热?其实不然，放到当时情况，乃是利用工农剪刀差为工业发展提供支持的不得已措施。
放到世界范围看，新中国当年以工农剪刀差推动工业发展的制度安排，一点也不新鲜。日本1868年的“明治维新”，确定以发展工业为国家目标，同样是以牺牲日本农民为代价。美国在1860年代发生了内战，其实质是用武力手段强行使南方农业经济进入北方工商业经济的轨道，为美国工业发展创造更好条件。
任何话语体系及相关的制度安排，都是有约束条件和适用时限的，约束条件变了，当另一个时间段来临时，就可能不再适用。在建设社会主义口号下、以公有制为主要特征的一系列制度安排，有力促进了上世纪50、60年代的工业发展，中国就此建立起了完备的工业体系，然而，进入70年代后，其效用已经逐渐耗尽，又进入了要求进行思想和制度突破的临界点。
1978年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为标志，新中国完成了又一次“思想解放”，同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以改革开放为基本诉求的新话语体系。其实质乃是，当时中国已经完成原始积累的城市产业资本，要开始产业扩张了，于是需要另外一套话语体系及相关制度安排。
在“改革开放”名义下，中国先是承认商品经济的必要性，接着认为应该推进计划为主、市场为辅的体制变革，再次出要计划体制与市场体制并存，后来更进一步、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系列有利于城市产业资本扩张的制度安排于是迅速展开。中国也因此融入经济全球化大潮，充分利用已有的工业积累和人力、土地、其他自然资源和环境污染的低成本优势，吸收了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而渐渐成长为一个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的大型“新兴市场经济体”。
“改革开放”有可能按照它既有的轨道一直进行下去吗?在有效运行三十年后，改革开放话语体系及相关制度安排，在很多层面同样出现之前有过的类似疲劳，其效用也几乎用尽。
根本的约束条件再次改变：西方对中国的产业转移已经基本完成、并对中国继续利用全球化“便车”产生警惕，不仅不再如以往那样欢迎中国加入经济全球化潮流，反而制造如TTP、TTIP那样的新“轨”，意图将中国排斥在外，抑制中国经济发展;而在内部，人力、土地、自然资源和环境污染的低成本优势已发挥殆尽，不推进全面的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国家发展将有可能陷入停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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