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再拉长一些，中国在短短时间内摆脱以往的贫穷落后面貌，今天所呈现的景象，不过是曾经有过的历史的回归。基辛格在《论中国》(《On China》)一书的序言中说：在过去的20个世纪中，有18个世纪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西方国家，即便到了182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仍然超过世界生产总值的30%，大于西欧、东欧和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之和。
这样的一个中国，当然已经不再是鸦片战争和义和团运动中的那个不知世外为何物的老大帝国，也不是20世纪上半叶那个深受分裂和战乱之苦、国家迟迟不能实现统一的混乱国家。当一个新的中国形象在21世纪来临前后悄悄出现在世界舞台时，世界没有理由不去关注这条东方巨龙的再次复兴。最近一些年来，全球各地重要媒体，频频以 “中国世纪”为题，突出报道了中国的成就与变化。
2004年，美国人乔舒亚·雷默2004年在英国伦敦的一次演讲中，提出了“北京共识”这个词语，引发全球热议。
在此之前，世界各地听得多的，是“华盛顿共识”，这是由美国主导的世界银行为发展中国家量身定制的一件“衣裳”。很多国家在穿上这件“衣裳”之后，却发现它并不合身，反给自己身上留下累累伤痕。
通向“罗马”的大道一定只在美国和西方?乔舒亚·雷默后来又在一本书里告诉中国人和全世界：“中国已经成为不可思议的年代的首都”。[ 乔舒亚·库珀·雷默：《不可思议的年代——面对新世界必须具备的关键概念》，中文版序，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0。]
中国的“不可思议”，更在于中国人的不可思议。台湾淡江大学的一位教授吕正惠先生，退休后受聘大陆的大学任教，他在与许许多多的大陆知识人接触交流后，发现了一个令他纳闷的现象：为何在中华文明正迎来她的第三次黄金时代的时刻，反倒是身处其间的人，对这个国家却毫无信心、疑虑迭出?
经常碰到的现象是：当你跟人说，中国经济总量在不久将来就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时，他会跟你说，中国的人均GDP，才不知是美国、日本的几分之几?当你跟人说，中国从现在起就要关注欧洲、日本乃整个西方世界衰败，防止它也会在中国身上发生时，他会跟你说，中国人的生活水平要赶上欧洲人、日本人，不知要到哪一天呢?当你跟人说，中国已成为世界经济的新引擎，要加大对外援助、带动其他国家共同发展时，他会跟你说，中国能管好自己的事情就不错了、还有闲力帮助他人?
这样的疑问还有很多很多。很多时候，你说中国有这个问题那个问题、这也不好那也不好(请恕，我也常说中国存在着诸多“致命性问题”)，那会博得阵阵掌声。而当你把“中国的问题”说完，话锋一转说中国有着这样那样的希望时，听众们往往一脸惊谔和迷茫：你是在说中国吗?
这些场景，令人惊讶。然而，把中国今天所发生的种种，放到历史的纵深里，却又感觉，一切难以理解的，其实又都再自然不过。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美国人，也曾对自己的国家疑窦重重、抱怨不绝。一边是南北战争后不断增长的经济总量，今天超法明天超德后天赶英，另外一边，“镀金时代”的政治腐败、种族压迫、贫富分化和环境破坏， 又让美国人痛心疾首，不知何日才能迎来光芒。
向上提升与向下沉沦，如同一张阴阳脸，一起在一个面具上同时存在，人们在思想上陷入混乱，也就没有那么奇怪了。
面对一个急速变化的中国，中国人的思维，显然还没有跟上来，无论是看待自己的国家，还是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上，都还鲜明留存着过去时代的印记。
这个时代的主要口号，是“改革开放”，它的主要诉求，又是“融入人类文明主流”、“与国际接轨”。
时至今日，当中国发出建设“一带一路”倡议，亚欧大陆国家纷纷加入这一合唱;当中国倡导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英法德意等欧洲国家也纷涌而至时，究竟是“中国与世界接轨”，还是“世界与中国接轨”?
人们普遍还没有意识到，中国单方面向西方世界开放的时代，已渐去渐远，而已进入了世界与中国相互开放的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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