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前，我还是一名刚刚进入初级中学就读的乡村少年。当我每日背着书包穿行于田野和村落的时候，我的最大梦想，是有一天成为城里人。
那时候，中国的改革开放大业刚刚拉开大幕，著名歌唱家彭丽媛的《在希望的田野上》，通过公社的高音喇叭在绿油油的田野飘扬，农民们为包产到户带来的丰收而发自内心喜悦着，乡镇企业也热气腾腾，乡村各处都回荡着欢声。
与父母们挂在眉梢的欢悦相伴随的，在他们在感慨能吃饱肚子、甚至常有肉吃的同时，又对“城里人”的生活，所不时流露出来的艳羡。不用“面朝黄土背朝天”，白天骑自行车上班，晚上有电视看，退休了可以拿到退休金……“城里人”，真是体面又光荣啊!
在乡村中学做老师的父亲，是我们家里——也是我们村庄最有知识的一个人，他其实只是高中毕业，在本乡中学教数学，但却写得一手好字。他给我们经常带回家、津津乐道的，是诸如国外人人住洋房、家家有汽车、大多数人都上过大学的信息，哎，让人忍不住觉得，头顶上的月亮虽然散发着神秘韵味，可还是不如外国的月亮圆啊!
一个新领导型国家的诞生
作为一个在农村长大的人，我对自己童年、少年的记忆，是乡村里人多、热闹、有趣，充满活力和希望，但教室的窗户没有玻璃，刺骨的冷风不时透过遮窗的报纸吹到脖颈，这种场景也牢牢地印在头脑里。
农村，无疑是贫穷和落后的标志。1978年，安徽凤阳小岗村的几位农民，私定赴约决定将公社土地包干到户。在小岗村的农民走出石破天惊的一步时，中国还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国家。1978年世界银行年底的报告中，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DP)与索马里、坦桑尼亚为伍排在倒数第20位，只有379元人民币，全国还有亿万人为吃不饱饭而发愁，将近3亿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那时候，80%以上的中国人还生活在农村，都以向泥土求索刨食。农村婚姻的嫁妆，“高大上”的是“三大件”——自行车、手表、缝纫机，加上“一响”即收音机，称之为“三转一响”。如果是上海牌石英表和一辆永久牌自行车，那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很拉风”。
那时候，中国老百姓(603883,股吧)的生活，简单而快乐着，而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也无足轻重。在中国已经实行改革开放的1987年，法国名记者和经济学家居伊·索尔芒在其《新国富论》一书中，曾不无轻视地说道：值得仰慕的是那个作为文明古国的过去的中国，而现实的中国不过是一张索然无味的暗淡帷幕。
三十年后，我已经是一个落户北京的“城里人”，刚刚与一位同样来自江西乡村的好朋友，共同完成的一本书，取名为《天命：一个新领导型国家的诞生》。
从中国南方一个偏僻的小渔村，到曾经感觉无比神圣的天安门所在的首都，我所经历的，仅仅是一个人的生活场所和生存状态变化?
三十年间，世界天翻地覆。当年小岗村那几个穷则思变的“乡下人”，怎么也不会想到，他们的举动，无意中开创了中国的一个新时代。
不过一代人的时间，“贫穷、落后、封闭”，不再是中国形象的代名词，相反，开放、活力与富裕，渐渐是中国的新标签。13亿人的温饱问题在10年左右的时间里就迅速得到解决，贫困发生率从1978年的30.7%急剧下降到2012年的2.8%。中国经济总量在世界上的排位，也由第10位上升到目前的第2位。据信到2020年，中国还将取代美国变成世界最大经济体，其GDP将是日本的三倍还不止。
1957年，日本著名经济学家速水佑次郎到美国留学时，日美之间清楚可见的巨大贫富反差，曾使他不敢想象在其有生之年日本能达到美国水平的一半。20年后的1970年代末期，日本却已在人均GDP上与美国相差无几。
这种惊讶现在似乎应该转移到中国身上。这个全球最大的后发国家，虽然人均GDP仍与先发国家相去甚大，但其百姓的购买力水平，却又明显高于同等收入的先发国家。
1978年的那个有一定数量的重工业、但绝大多数人口仍生活在农村的农业国家，转眼之间在经济和社会上，已基本呈现出现代工商业社会的特征和形态。以下一些方面的表现可供佐证：
1、经济规模和人均GDP。1978年中国GDP是0.36万亿元人民币，人均381元;2013年则达56.88万亿元，规模扩大了158倍，人均41908元(接近7000美元) ，达到世界中上水平。广东、江苏、山东、浙江等中国省份，一省的GDP便“富可敌国”，比如广东省2013年GDP首次达到万亿美元以上，其全球排名达到第16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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