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多地密集出台新规，剑指同一个老问题：“新官不理旧账”。

　　江西推行“清单式交接”，离任干部按“5+X”清单梳理家底，组织部门见证备案。湖南衡阳在清单之外加了“交心”，让离任者把写不进表格的真心话交代给继任者。辽宁则把政务履约纳入离任审计，探索“交接不清不得离任”。广东惠州细化了六个交接环节。云南玉溪把历史遗留问题、信访积案列为专项交接内容。四川雅安将交接情况纳入巡察。重庆合川区对推诿“旧账”的实行一票否决。

　　各地动作频频，指向一个共识——过去那种“口头聊一聊、凭记忆想一想”的离任交接，不能再继续了。

　　但一个更深的问题摆在那里：制度可以强迫人交接，却强迫不了人担当。追着问一句——“新官不理旧账”这个老问题，到底是怎么来的?每一笔“旧账”，到底是怎么变“旧”的?

　　“如果当时我借的这笔钱要由我来还，我肯定不会去借，但是由政府来还我就去借了，反正过几年一换岗位，一拍屁股走人，后边继任者谁来接谁承担责任，有点击鼓传花的味道。”

　　说这话的人叫李再勇，贵州省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他在六盘水市委书记任上三年多，不顾财政实际承载能力，盲目举债1500余亿元推动23个旅游项目，其中16个被列入低效闲置，仅债务利息一项就造成9亿余元损失。从2013年到2017年，六盘水债务增长率超300%。他用这些“看得见”的政绩换了仕途升迁，把一个地级市的财政底子掏空了大半。

　　2024年8月，李再勇因受贿4.32亿余元、滥用职权造成生态损失8600余万元，被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官方通报直指其“大搞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肆意违规举债融资，造成重大债务风险”。

　　李再勇不是一个人。他的落马撕开了一个口子，让人看清“击鼓传花”不只是个别干部的道德失守，更是一套系统性的激励错位。

　　一、每一笔“旧账”，都曾是某个人的“新账”

　　先弄清一个基本事实：账不会自己变旧。每一笔“旧账”，都曾是某个人在某个时刻亲手签下的“新账”。问题在于，拍板时的收益归了当期决策者，代价却留给了后来的人。

　　某县五年换了三任书记，一个民生工程被改头换面三次，终成“四不像”。前任强推“千亩太空莲基地”，继任者改种香芋，结果没有一个产业实现富民。群众调侃：“新官三把火，先烧旧账本。”

　　这不是段子，是基层每天都在发生的现实。

　　症结之一，出在考核的指挥棒上。 长期以来，干部考核体系更看重新项目投资额、新增产业指标等量化数据，对历史遗留问题化解、存量风险处置这类“潜绩”，缺少刚性考核权重。干新项目容易被看见、被表彰，啃历史难题不容易量化、不容易出彩。于是形成一个怪圈：创造新项目，比修复旧问题更容易获得激励。

　　有基层干部私下感慨：“任期有限，把自己手上的各项数据整漂亮了才是关键。至于‘旧账’，里面是否有道道和深坑把握不准，即使没有，也多是出力不出彩，还是少碰或不碰为妙。”某落马官员在审查期间坦陈：“明知产业园选址有问题，但想着干满三年就走，管不了那么多。”

　　症结之二，出在轮岗的节奏上。 少数基层主官调动很快，甚至有人难以在一个岗位上完整干满一届。一位乡镇干部私下说，知道自己在这个岗位干不久，自然不会做长远规划。深耕五年、十年的民生工程，大概率是为继任者做嫁衣，自己得不到任何政绩认可。当一个干部清楚地知道自己大概率干不满一届，“击鼓传花”就成了最理性的选择。人都是理性的，问题的关键是制度让人做出了什么样的理性选择。

　　症结之三，藏在更暗的角落，也就是权力寻租的空间。 新上项目往往意味着更大的运作空间：土地审批、工程发包、财政拨款，每一个环节都有“油水”。而处理历史债务、化解合同纠纷，不仅没油水，还可能牵出前任的旧账。一边是“有利可图”，一边是“吃力不讨好”，选择的天平从一开始就是歪的。

　　还有一层更隐蔽的细节。有司法系统干部在审查涉案材料时发现，有些项目看似走完了党委常委会等全套流程，实际上都是先定调、后补证。主要领导定了调子，其他参会人员顺着表态，找一些支撑项目启动的合理依据，很少有人真正做出风险研判。“程序都是全的，约束却是空的。出了事情，烂摊子是后任的。”这句话，恰好把“旧账”的生产线拆了个明白。

　　三个症结相互叠加，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击鼓传花”生产机制：考核体系鼓励短期增量，轮岗节奏助长短期行为，权力寻租则让短期行为变得更加有利可图。当一套制度系统持续奖励“击鼓传花”，你很难指望靠个人道德去对抗它。

　　二、不理旧账的代价，远比表面看到的要大

　　生产机制在运转，“击鼓传花”在继续。但代价是什么?

　　李再勇的案子已经给出了一部分答案——1500亿债务、9亿利息损失、8600万生态破坏。但李再勇只是冰山一角。更广泛、更隐蔽的代价，正在无数个地方一点点累积。

　　首先被击穿的是政府信用。一个地方如果长期存在“招商时拍胸脯、兑现时踢皮球”的情形，企业就会形成稳定的预期：合同不一定算数，政策随时可变，领导换届可能推倒重来。如今一些地方招商困难、民企投资意愿下降，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企业开始重新评估地方政府的信用风险。企业最怕的不是条件苛刻，而是规则不稳定，成本高还可以算细账，不确定性却根本无法定价。

　　很多民营企业对地方政府产生戒备，是因为亲身遭遇过：补贴拖延数年、工程款长期拖欠、土地协议临时变更、换届后项目被废弃、前任签字继任者拒绝认账。这些行为，本质上是在持续摧毁市场运行所依赖的契约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官理旧账”从来不是道德高地的一句漂亮话，而是市场经济能够正常运转的基本底座。

　　再往深一层看，这还涉及现代治理的一个根本问题：地方政府到底是不是一个连续性的公共主体？ 如果政府随着官员更替不断人格化，这个领导一个主意，那个领导一个想法，公共承诺就会失去稳定性。今天这个领导答应了，明天那个领导不认了，这样的治理就退回到了人治的老路上。现代治理的要害正在于此：人可以换，但规则不能跟着换；官员可以轮岗，但政府的责任不能跟着消失。

　　信用被击穿，契约被摧毁，规则因人而变——这便是“不理旧账”在制度层面埋下的三颗雷，每一颗都足以让一个地方的治理根基松动。

　　三、各地正在探索的办法：从“口头交代”到“白纸黑字”

　　问题找到了，代价看到了，接下来怎么办?

　　2023年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首次将“新官不理旧账”作为单独违纪类型写入。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健全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变动交接制度”。从党纪到决策，顶层设计给出了信号。

　　各地由此展开了各自的探索。

　　江西走的是“清单式交接”的路子，从14家单位试点起步，逐步全省推开。离任干部按“5+X”清单规范梳理，5个共性方面加个性化事项，组织部门见证交接并备案。截至目前，江西已有16名设区市或省直单位主要负责人、1747名乡镇党政正职完成变动交接。这个办法解决的问题是“信息断层”，新官上任不再需要从头摸家底，清单上写得明明白白。

　　江西某省管高校新任主要负责人到岗后，与前任完成交接，涵盖重点任务、重大改革、资产资金、教学科研、风险隐患等47项事项的清单交到他手中。他表示，清单把“家底”列得明明白白，工作接续干，突破口和着力点不用再从头摸起。

　　湖南衡阳在清单之外多走了一步，叫做“交心”。 清单能把“干了什么”写清楚，但“为什么这么干”“当时有什么难处”“哪些事儿写不进表格但很重要”，光靠一纸清单说不透。今年5月，衡山县新任主要负责人一上任，面对的就是清单上赫然列着的“244户群众征地拆迁逾期未安置”。他按照前任的叮嘱，到任后第一个月就全力推进安置工作。衡阳市珠晖区委原主要负责人在交接时坦言，任期内最大的遗憾是未能将校地“双向奔赴”的优势充分发挥出来。他把几条“写不进表格”的思考交到了继任者手上。继任者说，这些心得比清单中的文字珍贵得多。目前衡阳市已完成3批次、18人次离任交接。

　　清单解决了“交什么”的问题，交心则试图解决“为什么”和“怎么办”的问题。前者是骨架，后者是血肉。两项结合，交接才真正有了温度。

　　辽宁则走得更远，将政务履约情况纳入领导干部绩效考核与离任审计，实行“交接不清不得离任”和“终身追责制”。2025年，辽宁推动兑现政府未履行承诺1.2万条。

　　其他地方也在跟进。江苏连云港细化出3张清单、54项具体交接内容；云南玉溪把历史遗留问题、信访积案纳入专项交接；四川雅安将交接情况纳入巡察和选人用人专项检查；重庆合川区对因推诿“旧账”引发严重社会矛盾的实行一票否决。

　　四、制度是有了，但制度的边界也很清楚

　　清单式交接、交心谈话、联合监督、终身追责，这一套组合拳确实在把“新官理旧账”从道德倡导变成制度刚性。把交接从“口头聊一聊”变成“白纸黑字签字画押”，本身就是巨大的进步。

　　但有一个朴素的事实需要正视：制度可以强迫人办交接，却强迫不了人真担当。

　　旧账之所以拖成“旧账”，多半因为成因复杂、矛盾交织。一个烂尾楼盘背后，可能同时缠着开发商资金链断裂、银行债务、地方融资平台、土地财政、购房者维权、施工单位欠薪、法院资产冻结、官员历史决策责任。任何一个环节被触碰，都可能牵出一连串更大的风险。把这些棘手问题写进清单容易，但真正去解决它们，需要的是时间、勇气，以及不怕“拔出萝卜带出泥”的决心。

　　说到底，问题的根子还在考核的指挥棒上。

　　只要干部考核还在追求“短平快”的数据增长，只要“项目遍地开花”的汇报材料比“化解历史积案”更容易出彩，“击鼓传花”的冲动就不会真正消失。这是一个冷冰冰的制度现实，你不能指望人在一套奖励短期行为的系统里，主动去做长期主义的苦差事。

　　所以，光有交接制度还不够。要动，就得动两样东西。

　　一是考核的指挥棒必须转向。把历史问题化解、跨任期风险管控纳入硬指标，而非只盯着短期增量。把“旧账清理处置”的成效作为干部考核评优的重要参考，对主动理旧账的干部倾斜资源，对推诿扯皮的不予评优。

　　二是离任不能自动成为免责的终点。辽宁等地探索的“终身追责制”，正是试图打破“人走账消”的魔咒。严格落实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对违规举债、盲目决策造成重大损失的，无论岗位怎么变动、是否已经退休，都要一查到底。只有决策成本始终追着决策者跑，“拍脑袋”的冲动才会真正被摁住。

　　回到开头那个问题：“旧账”是怎么变成“旧”的?

　　答案是——当决策者知道收益归自己、成本归后任，当考核体系只奖励看得见的增量、不问责看不见的风险，“旧账”就一定会不断被生产出来。

　　岗位有任期，治理没有断点。能不能直面并解决好“旧账”，考验的是干部的担当，更考验的是制度的有效性。把“旧账”理好，同样是一种政绩。这个道理不复杂，问题在于，它得让那些掌握考核权的人真信，得让那些正在犹豫“啃不啃硬骨头”的干部真信。

　　“击鼓传花”传到谁手里，谁就接住、解决，这不该只是一个响亮的口号。只有当理旧账不再是“费力不讨好”，当甩包袱不再是“理性选择”，这个顽疾才算真正被剜到了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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