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似地，尽管“民主”千姿百态，我将用“民主化”这个词指代在今天的非西方世界中实际推行和实施的那种政治改革。因此，“民主化”将主要指那种贯彻始终的努力——很大程度上是由美国驱使的，即实施以普选权进行的当即的选举。毋庸赘言，一个理想的民主社会必然包括更多的实质性原则，比如法律面前的平等或者少数族群的保护。但是将这些原则纳入民主的定义无异于将期望与现实混为一谈。值得提醒人们注意的是，西方国家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在任何情况下将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与一夜之间实现的普选权同时并举过，而这一自由市场民主的配方现在却被强加给世界各地的发展中国家。
种族是另一个引起众多争议的值得商榷的概念。为本书的宗旨起见，我将假定“种族”不是一个能够科学地确定的形态。相反，“种族”所指的将是某种集体身份的识别，一种归属于某一人群的感觉，即“家族谱系的一种广泛延伸了的形式”的体验。这一种族的定义用意非常宽泛，并认可了对其主观领悟的重要性。它涵盖了人种上的区别(例如美国的黑人和白人)，地域来源上的区别(例如马来西亚的马来人、华人和印第安人)，语言的、宗教的、部落的和其他文化上的区别(例如肯尼亚的基库尤部落和卡伦今部落，或者中东的犹太人与穆斯林)。
种族身份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处于转换中并具有高度的可塑性。例如在卢旺达，占人口14%的图西少数族群，15作为有牛的贵族阶层，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操纵胡图多数族群4个世纪。但在这一时期的多数时间里，胡图人和图西人之间的边界是可渗透的。这两族人讲同样的语言，出现了通婚现象，成功的胡图人会“成为图西人”。但这些在比利时人到来之后就不复存在了——这些沉浸在似是而非的人种优劣理论中的人们以鼻子的长度和头盖骨的周长为依据颁发了种族识别卡。它所导致的更为鲜明的种族区分后来被胡图力量的领袖所利用。类似的种族边界在今天的拉丁美洲各地亦然——那里常言说是没有“种族区分”的，因为每个人都是“混血”——大量贫困的玻利维亚人、智利人和秘鲁人突然间得知他们是艾玛拉人、印加人或干脆是印第安人，凡此种种最能引起共鸣和可资调动的身份。这些本土化运动未必是好事也未必是坏事，但它们具有极富感染力的效能。
与此同时，种族身份罕有是凭空树立起来的。对身份的主观领悟依靠的往往是个体所赋予的更“客观”的特质，而这些特质的赋予是基于——举例说——形态特征、语言的不同或血统世系。试试去告诉黑种和白种津巴布韦人他们只是在想象他们的种族区别——所谓“种族是一种社会概念”——他们会至少在一件事上意见一致：你这么说于事无补。更具体的切合实际的情况是津巴布韦黑人与白人之间的通婚几乎不存在，正如马来西亚华人与马来人之间，或者中东的阿拉伯人与以色列人之间差不多没有通婚现象一样。那样的种族身份可能同时是出自人类想象的人造制品，它植根于历史最黑暗的幽秘之处——形态不定并具有可操纵性，同时又举足轻重到了足以为之抛头颅洒热血的地步——这正是使得种族冲突如此令人吃惊地难以理解和控制的原因。
我的观点，经常会遇到一些误解。在此我要讲清楚，我不争辩什么，以尽可能排除一部分误解。首先，我并不提供某种适用于每个发展中国家的普遍理论。确实有不存在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和阿根廷是两个主要例子。16其次，我并不争辩说种族冲突只在有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存在的情况下出现。将经济上受压迫群体作为种族仇恨目标的实例不胜枚举。最后，我绝不试图将任何特别的种族暴力个案——无论是南斯拉夫各方都难辞其咎的大屠杀还是对美国的袭击——归罪于经济怨恨，归罪于市场，归罪于民主，归罪于全球化，或归罪于任何其他单个原因。大量交叉的因素和复杂的机制，例如宗教、历史宿怨、领土争端，或者某一国家的外交政策，都常常在起作用。
我的观点是，在世界上那些存在普遍贫困和一个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的众多国家中，民主和市场——至少以目前它们被推行的形式来说——只能处于彼此强烈的对峙状态中。在这种情况下，自由市场和民主化的同时并举正以极可预料的方式不断地催化着种族冲突，导致着灾难性后果，包括种族灭绝性的暴力以及对市场和民主自身的颠覆。这已经成为以往20年来全球化进程的一个严肃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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