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9月一个天高云淡的清晨，我接到母亲从加州打来的电话。她压低声音告诉我说，我的姑妈莉安娜，也就是我父亲的孪生姐姐，在菲律宾自己的家中遭到谋杀，被她自己的司机割喉。母亲用我们老家的客家话告知了我这一消息，但“谋杀”这个词她是用英语讲的，仿佛是要凭借语言的墙壁，将这一事件阻挡在我们家门外。
在任何地方，对任何人来说，自己的亲人被谋杀都是一件可怕的事。我父亲的悲痛是难以名状的;直到今天，他仍然没有在这一话题上打破沉默。而在我们家其他成员的感觉中，悲痛之外还有不光彩的成分。对于华人来说，运气乃积德使然，一个走运的人是从来不会遭到谋杀的，就如同有先天缺陷或嫁给一个菲律宾人一样，被谋杀是可耻的事。
我和我的三个妹妹都非常喜欢莉安娜姑妈，她是个身材娇小、性情古怪的人，终生未嫁。像许多有钱的菲律宾华人一样，她在檀香山、旧金山和芝加哥都开有各种银行账户。她常来美国看我们，她和我父亲有着孪生姐弟之间才会有的那种亲密。因为她自己没有孩子，所以她在侄女们身上很是大方，随着我们渐渐长大，她送的礼物也越来越贵重。在我10岁生日时，她送给我10粒小钻石，用卫生纸包着。我姑妈酷爱钻石，一买就是十几二十颗，然后装在伊丽莎白•雅顿保湿面霜的空瓶子里，有些甚至就放在她洗手间的架子上。她喜欢积攒东西，我们在麦当劳用餐时，她会把免费的小袋番茄酱塞满她的古奇手袋。
根据警方的报告，我的姑妈莉安娜，“一名58岁的独身女子”，是在1994年9月12日晚上8时左右在她的客厅被一把“菜刀”砍死的。她的女佣中有两人受到讯问并交代说，我姑妈的司机尼洛•阿比克在她俩知情并提供协助的情况下，策划和实施了这一谋杀行为。“在案发前数小时，目击者看见被告正在磨那把据知用于作案的刀。”杀人后，“被告与两名目击者会面，告诉她们说东家死了。当时他戴着一双沾着血迹的白手套，手中还握着刀，刀上也同样沾有血迹”。但是，接下来警方称，逮捕令未及执行，阿比克就“失踪了”。两名女佣则予以释放。
同时，在马尼拉有名望的华人墓地，我家的亲戚们为我的姑妈举办了一个隐秘的葬礼。我祖上有不少人都安葬在这个墓地里的白色大理石家族墓穴中，但据请来看风水的道士说，由于我姑妈是凶死，因此她不能跟族中其他人合葬，否则会给活着的亲属带来厄运。于是她被独自安置在一个小墓穴中，与家族的墓穴相邻，但不紧靠着。
我无法理解我的亲戚们就事论事般的近乎麻木的态度。我的姑妈被伺候她的人、与她朝夕相处的人残酷地杀害了，为什么他们感受不到足够的震惊?为什么他们不对那两名女佣的获释表示愤慨?当我追问我叔父时，他对我甚至有点不耐烦。“这里的事情就是这样的嘛，”他说，“这里是菲律宾，不是美国。”
我叔父并非仅仅是麻木。原来，我姑妈的死遵循着一个普遍的模式。在菲律宾，每年都有数以百计的华裔被绑架，绑匪几乎无一例外都是菲律宾裔。许多被绑架者——往往是孩子——都被残酷地杀害，甚至是在付了赎金之后。还有其他一些华人的遇害，像我姑妈那样，不属于绑架撕票，而通常是抢劫性质的。杀害我姑妈的凶手未予捉拿归案也同样不足为奇。菲律宾的警察，他们本身都是出身贫穷的菲裔，在处理这类案子时经常是无动于衷。当有西方记者问到，为什么暴力攻击的目标总是华裔时，一名菲律宾警察咧嘴一笑，说那是因为“他们比较有钱”。
我的家族属于菲律宾那个人数不起眼但经济实力雄厚的善于经营的华裔少数族群。华裔尽管只占菲律宾人口的1%，却掌控着全国60%的私营经济，包括菲律宾的四条主要航线和几乎所有的银行、酒店、购物中心，以及主要的集团企业。我自己的家族在马尼拉经营一个塑胶工业集团公司。与陈永栽、施至成或吴奕辉这样的巨头相比，我家只不过是“第三等”华裔富商，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拥有大片上好的地产和几处度假别墅。此外，他们还寄存有装满金条的保险箱，每根金条约有一块士力架棒那么大，但是重得出奇。我自己就有这么一根，是莉安娜姑妈在她去世前几年，作为我从法学院毕业的礼物通过联邦快递寄给我的。
自姑妈遇害以来，有一段童年的记忆我总是挥之不去。那年我8岁，住我家在马尼拉的高宅大院里。一个清晨，天还没亮，我醒了，到厨房找水喝。我肯定是往楼下多走了一节楼梯，因为我实实在在地绊在了六条大汉的身上。
我发现了男仆们住的地方。我家的勤杂工、园丁和司机——有时我想象阿比克就是他们中的一个——正铺着席子睡在肮脏的地板上。那地方散发着汗臭和尿臊味。我被吓坏了。
那天晚些时候，我跟莉安娜姑妈讲起了这件事，她慈爱地笑起来，解释说，那些仆人(当时住在我家的好像有20个，全部是菲裔)能给我家做工算是走运。要不是有这份活儿干，他们就得上无片瓦地睡在路沟里与老鼠为伍。
说这话时一个菲佣刚好走进来。我记得她给我姑妈的哈巴狗端来一碗饭。我姑妈接过碗时仍在不停地说着，就好像那女佣不在眼前似的。菲律宾人嘛，她接着说(是用汉语，但显然不在乎那佣人听得懂听不懂)，又懒又笨，别无所求。要是他们不愿意给我们干，他们随时可以请便。说到底，我姑妈说道，他们是雇工，又不是奴隶。
在菲律宾大约8000万的菲裔人口中，有接近2/3的人每天的生活费用不足两美元。40%的人一辈子都居住在临时收容站，470%的菲裔乡下人没有自己的土地，几乎有1/3的菲裔人口享受不到公共卫生设施。
但这还不是最糟糕的，单是穷困的话还好说。穷困本身不会导致人们行凶。最糟糕的情况是，穷困加上受辱、绝望和冤屈。
在菲律宾，成千上万的菲裔在给华裔打工，但几乎没有华裔为菲裔打工。华裔主导着工商业的每一个社会层面。全球市场经济强化了这一主导地位：当外国投资者到菲律宾做生意时，他们接触的几乎是清一色的华裔。除了一小撮腐败的政客和少数西班牙混血的贵族家庭以外，菲律宾所有的亿万富翁都是华人的后裔。与此形成对比的是，菲律宾所有脏、累、卑微的下等工作都被菲裔包揽了。所有农民都是菲裔。所有的保姆佣人和游民都是菲裔。在马尼拉，数以千计的菲裔曾经生活在柏雅塔斯垃圾山及其周围：发酵中的废弃物堆积成的这个山丘横亘12条街，当地人称之为“乐土”。无家可归的人们就靠在腐烂的食物和动物死尸中翻拣搜寻为生。2000年7月，积聚的沼气导致垃圾山内爆塌陷，闷死了一百多人，包括不少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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